□陈国坤 吴延溢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法》）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草案。此次修订的看点之一就是增设了第19条，这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正当防卫极为类似的条款，因此有媒体将其称为“行政法层面的正当防卫”。然而仅就法条规定而言，该条所规定的是对不法侵害的“制止行为”，并非正当防卫。事实上，从立法技术和法律体系协调性角度看，该条采用“制止行为”而非直接沿用刑法的“正当防卫”概念，是一种合理的立法选择。毕竟，生活中存在很多具有正当性的行为，但它们与刑法专门规定的正当防卫，还是有着重大区别。因此，如何界定该条款所规定的防卫行为，需尽早通过解释论予以廓清，并优化执法规则，以避免实践中存在概念偏差导致的风险。

概念区分

法律定位与侵害性质不同。正当防卫针对的是“可能构成犯罪的不法侵害”（如杀人、抢劫等），需通过刑事免责来阻却犯罪性。而该条的“制止行为”针对的是“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如轻微殴打、寻衅滋事），其核心在于阻却行政违法性。二者虽同源但分属不同法律层级，倘若直接套用同一术语，可能会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

损害程度与防卫限度的差异。刑法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为过当标准（如重伤或死亡）。而该条将过当标准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并规定情节较轻时不予处罚。此处“较大损害”通常指轻微伤或财产损失，显著轻于刑事标准。如面对徒手殴打时用刀具反击，在刑法中可能构成防卫过当，而在治安法中若仅造成轻微伤，可能因“情节较轻”而免罚。

立法意图的针对性不同。正当防卫认定需严格符合起因、时间、对象等要件，而治安案件中的侵害往往突发、短暂，要求民警在出警时能快速区分“防卫目的”而非纠缠于术语，因此该条采用“制止行为”意在“避免基层执法机械化”。若将刑法术语降级适用于治安法，如同“高射炮打蚊子”，有违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也可能导致防卫认定僵化。

现存问题

尽管立法已作区分，但概念界定不清甚至术语混用，在实践中仍可能导致如下问题。

术语混用引发公众误解：部分媒体将该条简称为“正当防卫条款”，易使公众误认为两法在认定标准上完全一致，进而对司法结果产生不合理期待，如误以为治安案件可适用“无限防卫权”。

执法中“互殴”认定惯性未根本消除：虽然新法否定“还手即互殴”，但因缺乏实施细则，民警可能延续两种旧思维：一种是唯结果论，只要双方均有损伤，便倾向于调解或双罚；另一种是过度依赖调解，为息事宁人，将本属防卫的行为纳入“互殴”调解范围，变相压缩防卫空间。如“高铁掌掴案”中，还手女子被认定为互殴并处罚，暴露了防卫认定在治安程序中的模糊性。

优化建议

概念表述进一步明晰化。对于治安法中的“制止行为”概念，可在配套细则中加以指引性说明，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定的正当防卫，适用于尚未构成犯罪的不法侵害情形，逐步促进“治安防卫”概念的确立，以避免混淆行为性质和法律规制的界限。在处罚层面考虑增设免责层级，细化过当处罚的梯度标准：未超必要限度的，一律不处罚；明显超限但无故意的，减轻或免罚；借防卫之名报复的，视同故意违法。

制定独立认定标准。区别于刑事防卫的复杂要件，治安案件应建立更贴近执法场景的认定规则，如防卫前提，即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可包含持续性侵害（如持续推搡、纠缠）；限度基准，即以“一般人在紧急状态下的合理反应”为判断标准（如对方徒手攻击时用包抵挡不算超限）；限制双罚，即明确排除“双方均动手即互殴”的推定，要求必须查明先动手一方及还手方的动机。

强化证据规则与程序监督。对涉冲突案件需全程录音录像，防止因现场证据缺失导致防卫情节被忽略；倘若公安机关认定制止行为过当，则需承担证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举证责任。另外可建立类案指导制度，通过发布指导案例（如“醉酒男殴打店员被反击案”），明确“先动手+手段过激”时还手不属互殴。

《治安法》采用“制止行为”而非直接移植“正当防卫”，本质是立法技术上的理性选择，既避免混淆行政违法与犯罪边界，也契合治安案件快速处置的需求。未来需通过配套细则进一步剥离两者概念，以便在立法上明确区分表述，在执法中构建独立认定规则，在证据上强化程序约束。唯有如此，方能既避免术语混用导致的公众误读，又根治基层执法中的“和稀泥”痼疾，最终实现“法不向不法让步”的制度本意。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法治现代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