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祥
端午节假日前，儿子儿媳想带我和老伴去浙江湖州旅游，这个杭嘉湖平原上的省辖市，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一时说不上来。他们说，还打算到南浔古镇住一两宿，乘船看看夜景，我听罢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因为南浔是徐迟的故乡，在那里建了一座徐迟纪念馆。他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铁粉。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匆匆赶到了南浔。想起这块颇具灵气的土地上，曾经诞生了一位文学泰斗，我从心底对这座古镇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徐迟是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报告文学作家，出版诗集主要有《二十岁人》《最强音》《徐迟诗选》等；翻译作品有《瓦尔登湖》《荷马史诗》《巴黎陷落》等；他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报告文学均成为中国文坛经典。他开辟了“诗化报告文学”的先河，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当代报告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专设了“徐迟报告文学奖”。就在我们到南浔几天前，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在这里评选揭晓。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老人，却选择于1996年深夜，从武汉同济医院6楼窗口纵身一跳，结束了82岁的生命。近30年来，社会上尤其是文学界众说纷纭，猜测颇多。
在南浔逗留期间，我两次走进徐迟纪念馆，阅读并摘录了不少翔实资料，如著名编辑家张守仁题为《徐迟老先生那纵身一跳，照出了世界的荒唐》一类的檄文，我都是初次读到，心中产生了石破天惊般的震撼。回到旅店，晚饭后我泡上一杯绿茶，伴着窗外滴滴答答的细雨，静坐、沉思、细想，徐迟这颗文曲星何以陨落？
徐迟1914年10月生于南浔镇的书香门第，自幼展露文学天赋。1927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时，因受徐志摩的演讲影响立志成为诗人。1931年学生抗日游行后滞留北平，进入燕京大学借读，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在半个多世纪中，徐迟以笔为枪，战斗在中国文坛上。他的诗歌和散文充满对美、爱情和大自然炽热的歌颂，展现出极致的情感理想化；他的报告文学，多以浪漫笔触描绘科学家对真理的纯粹追求，将抽象的科学探索升华为诗意理想。所以，他的心里一直充满阳光和美好。
徐迟的多年好友、诗人曾卓说，徐迟一生追求、欣赏、歌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后，“西方的机器人进来了……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丑恶、荒唐的现象，这让徐迟无法理解，深恶痛绝。生活中，徐迟经常看到违宪违法，权力大于法的个案，加之当时尚未既抓老虎又打苍蝇，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他感到心灰意冷，理想破灭。徐迟的性格易于冲动，常以极端的方式回应现实。他选择不看书报，不看期刊，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徐迟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与世隔绝”。世界并没有抛弃他，他却要抛弃这个世界。加上血压高、支气管炎、肠胃功能也不好，后又患上了老年狂躁症和忧郁症，疾病缠身，心力交瘁，这些都是致使他精神崩溃的重要因素。
徐迟对改革开放后的文学舞台持积极的态度，认为新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广阔的空间，觉得文学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他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强加于文艺的条条框框，坚持探索和创新，每天凌晨两点醒来后，钻研深奥的科学和理论物理学，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憧憬，他用一支如椽之笔，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不懈追求真理的形象。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严肃文学逐渐失去了地位，文学市场被庸俗文学和快餐文学所占据。徐迟主编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降再降，最少时只剩不足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发行一两百万份以上。以前是出版社向他要稿子，现在投过去都没有人搭理，好不容易有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可给出的稿酬少得让他寒心。这种文学环境的变化，对徐迟这样的纯文学作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和失落。他感到自己的文学理想和追求无法得以实现，从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徐迟有过两段婚姻。1935年他在南浔中学任教时，与女学生陈松相遇，被其吸引。两人于1939年结婚，生有一男二女，这段婚姻一直被徐迟描述为纯粹而美好。1985年陈松患癌症去世，这对徐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痛苦和挣扎，那段时间他写的文章，透露着一种无以言表的孤独。1989年，徐迟在广州召开了一个文学座谈会，结识了在四川大学工作的陈彬彬，二人进入闪电式的黄昏恋，他不顾儿女们的反对和挚友的劝告，执意与这位小他20岁的女教师结婚。徐迟续弦造成了子女疏离，而婚后因性格迥异，两人不和，于1994年分手。徐迟再次迎来孤独与寂寞，让他感到每天都像生活在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里……
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徐迟不愿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他在住院期间，曾对一位爱好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随即，用手做了一个飞的姿势。其后，又用英文写下了“去意已坚”的遗言，撂在床头枕边。他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自己与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吕西安一样，感到理想的幻灭；他想起《南齐书·王敬则传》中记载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他想起了列夫·托尔斯泰选在82岁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于是，他步大师后尘，也选在82岁，即1996年12月12时12分，从医院6楼窗口“飞起来”，这三个“12”加起来恰为三十六，他践行了檀公的“走是上计”。
我突发奇想：如果徐迟既歌颂真善美，也理智地看待“世界的荒唐”；如果大师既欣赏文学的春天，也包容严肃文学“一时遇冷”；如果老夫子听取了子女和挚友的劝说，没有第二段失败的婚姻……这位中国文坛泰斗，会不会不这么着急过忘川河、上黄泉路？
夜宿南浔，做了一个梦，梦见徐迟正在他的纪念馆里召开一个青年作家座谈会，可是来者寥寥。我也想参加，却被他挡在门外。老先生笑着说，你讲的那些如果是30年前，换成今天早有结果。
第三天傍晚，我们驱车从南浔经苏州返程，看到沿途川流不息的车辆，行色匆匆的人群，脑海里忽然地涌起一种超脱感。心想，每个人的人生之路起点和终点其实都一样，都是从产房到墓地。不论你是位高权重，还是富甲天下，没有人可以买到返程车票。因此，我们从徐迟的悲剧中应该汲取教训，在享受岁月静好的同时，也要埋下头来，和他人一起负重前行。要努力去关注身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尽量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关爱和包容，让夕阳下的老人天天都过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