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

那些被百姓记住的官员，终究是在某个维度上触及了“清如水、明如镜、暖如春”的境界。

青石板路上蒸腾着暑气，开封包公祠前的香炉终年不冷。我站在“明镜高悬”的匾额下，看见白发老者颤巍巍地插上三炷香，念叨着“青天大老爷”。这场景穿越千年而未变，却引出一个永恒的诘问：究竟什么样的官，才配得上百姓这炷香？

《尚书》有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八个字被历代清官奉为圭臬，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演绎出迥异的标准。汉代推行“察举制”，以“孝廉”为选官首要；唐代考核官员“四善二十七最”，将“清慎明著”置于首位；明代考核簿上赫然列着“守、才、心、政”四项，其中“守”即操守，权重占半。可见在传统政治伦理中，道德品性始终是好官的第一道门槛。

但问题在于，道德标准往往流于表面。海瑞可以抬棺进谏博得清名，张居正却因推行“一条鞭法”触动权贵而背负骂名。直到万历皇帝抄没张家，发现这位首辅的私产尚不及严嵩的百分之一，历史的评判才渐趋公允。这提醒我们：评价官员如同鉴赏青铜器，既需观其包浆色泽，更要听其金石之声。

细究之，好官的修为可分三重境界。

第一境曰“清如水”。明代况钟任苏州知府13年，离任时行李仅一担书籍，百姓追送百里。这种廉洁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对抗整个官场的生态。北宋吕蒙正“瓜田不纳履”的故事流传甚广——他拒收下属所赠甜瓜，并非矫情，而是深谙“一丝一粒，我之名节”的官场逻辑。当利益如潮水般涌来时，能守住这道堤坝的，万中无一。

第二境曰“明如镜”。清代陆陇其审案时必做“五问”：问原告、问被告、问证人、问证据、问天理。这种缜密思维背后，是对权力边界的清醒认知。比之更难得的是北宋蔡襄在福州任上的创举：他将所有判词公之于市，“使民知官府所思所想”。这种透明化运作，在密折盛行的封建时代堪称异数。

第三境曰“暖如春”。明末清初的于成龙在饥荒年月私开官仓后上书：“愿以一人头，换万人命。”这种将百姓性命置于个人前程之上的决断，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为民做主”，升华为“与民共生”的境界。当代焦裕禄在兰考治沙时，那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同样彰显着将心比心的温度。

若将这三重境界拆解为具体标准，好官至少要经受七重考验。

其一是利益考验。东晋吴隐之赴任广州刺史，途经“贪泉”而饮，赋诗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果然任满归乡时，船舱里除却书籍别无长物。这种在“天下第一肥缺”上保持清白的定力，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其二是权力考验。唐太宗曾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魏征回答：“守成难。”因为权力如同陈酒，年深日久便会醉人。北宋名臣范仲淹划粥断齑时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及至拜相依然“食不重肉”，这种对权力的警惕，恰是防止公器私用的关键。

其三是舆情考验。明代徐九经任句容知县时，有豪强诬告他“苛政虐民”。他不动声色地继续推行一条鞭法，待秋收时百姓自发为其立去思碑。面对毁誉，好官当如老农种地，知时节而不违农时。

其四是亲情考验。包拯“铡美案”的故事虽系杜撰，但其侄儿包勉确实因贪腐被他依法处斩。这种“法律面前无亲疏”的决绝，比海瑞“饿死女儿”的极端案例更显人性与法理的平衡。

其五是变革考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苏轼虽持异议仍认真执行青苗法，在杭州任上创造性地设立“安乐坊”救济百姓。好官不应是机械执行者，而要做政策的“转化器”。

其六是危机考验。张謇在民国初年南通水灾中，不惜抵押自家纱厂赈灾。这种毁家纾难的担当，超越了传统清官的道德范式，展现出企业家型官员的现代特质。

其七是历史考验。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已知可能获罪，仍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格局，使他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愈显巍峨。

当代官员面临着更复杂的考验。在经济数据考核与生态保护的夹缝中，在短期政绩与长远发展的天平上，在传统治理与数字政府的转型里，好官的标准正在被重新定义。但万变不离其宗，那些被百姓记住的官员，终究是在某个维度上触及了“清如水、明如镜、暖如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