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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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现代学林点将录》,颇有人不满意其体裁,以为比拟不伦,也拘泥于形式。其实在我看来,此种论调反而是太拘泥于形式,不能超脱于形式来判断内容,岂不闻九方皋相马乎?
好像还有人质疑:难道现代中国学术史值得表彰的人物,就刚好是一百零九个吗?这不是为了迁就形式而扭曲内容吗?
我想,可以这么回应:试问,七绝为什么非得二十八个字,七律为什么非得五十六个字呢?西洋没有中式格律诗,但也有十四行诗——为什么非得写成十四行呢,难道诗人的灵感就刚好能写成十四行吗?况且,古人填词度曲固然是迁就格律的,但今人写歌,或依曲填词、或按词谱曲,不也得迁就既有的形式吗?没有八股文,或许无关紧要,但能想象没有格律诗、没有词和曲的中国古典文学吗?可以说,没有格律、没有对形式的拘泥,也就没有古代文学史了。
西洋美学家有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之说,我觉得,诗的格律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点将录也属于“有意味的形式”。我不是为自己的著作辩护,我是为一切“有意味的形式”辩护。很多时候,创作就得遵守有形或无形的“游戏规则”,用闻一多的话说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很多时候,内容的精彩,其实是被形式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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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历史编纂,多以大人物为中心,有时不很公平,但又事出有因。
大人物在品格上,甚至在才能上,当然未必杰出,往往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可是,既然他们占据了历史的重心地位,好也罢、坏也罢,总要比一般人更能影响历史的走势,也更能体现历史的走势,这也不能否认。大人物作为个人未必重要,但其扮演的角色却往往是重要的。
由于后现代思潮所及,高端的史学界有一股反传统的风气,即轻视主流、轻视上层、轻视大人物,而重视非主流、重视底层、重视小人物。这是对传统历史编纂的修正,确有一点纠偏的意义,但却不能因此取消传统的历史编纂。对于大人物,需要多一些批判,但不能全盘抹杀。没有大人物的话,历史就是一盘散沙、一地鸡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