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2019年去世，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平时是很少有人关注他的。巫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专门回忆他和钱锺书的交往过程。李怀宇这次采访中的只言片语，或许可以再丰富巫先生文章的遗漏，增加我们对他们之间情谊的了解。

　　巫宁坤1939年到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时，钱锺书刚好是年暑期离开。他遗憾地说：“我不但无缘受教，对他的才华风采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鼎鼎大名也毫无印象。”（《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钱锺书的老师吴宓成了巫宁坤的老师，教他们《欧洲文学史》。巫宁坤认为吴宓“当然有大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关于钱锺书是否说过“吴宓太笨”的话，他说：“杨绛不是否认吗？话很像他讲的。我中间当了几十年右派，到1980年代回到北京，常去看钱锺书，他从来都是欢迎的。我跟他没有学术上的关系，我也没有崇拜过他。我跟他一起当过翻译，他是前辈，我是小翻译。”（《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下同）“钱先生当然看得起的人很少。”

　　1951年夏，他自美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回国前，他在美国本可以拿博士学位了，可他没有坚持读下去就回国了。他说：“我们那一辈人当博士导师的，很多没有博士学位，像李赋宁就没有博士学位。钱锺书也没有，他是文学学士，毕业以后一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封一个硕士。”

　　到燕京不到一年，巫宁坤就被调去当亚太会议翻译。这时他认识了钱锺书。“我那时候有情绪，觉得让我翻译这东西不是浪费我的生命吗？他们讲的都是套话、空话，而且文字实在是狗屁不通。钱锺书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就是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人物。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上班。”巫宁坤当时年纪轻，又刚从国外回来，对新形势不了解，心里藏不住话，这为他以后“受难”埋下祸根。

　　翻译工作结束，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任教。1956年6月，他又被调回北京。两个月后，他又奉命到中共八大翻译处任翻译，再次和钱锺书共事。他的性子变化不大，说话仍无顾忌。没想到，一年后，因言获罪，被划为“极右分子”。在此后近20年中，他历经磨难。好在他心态好，能坦然处之，反而为其他人感到惋惜。他认为吴兴华死得可惜、太早了，“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锺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

　　1979年，他“错划右派”得到改正，返回国际关系学院。“我一回去，钱锺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不用提话题，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从他们初次见面，到此时，一晃近30年，各自“身经百战”，恐怕都再也无心谈政治了吧。第一次拜访钱府后，他就收到他们赠书数种，“二老从来没有就我们2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问长问短，并不是他们冷淡无情，而是心照不宣吧，这些珍贵的馈赠，即时传达了无言的慰藉的深情。”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