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解放前，围绕着大生厂是否南迁，国共双方都对大生的掌门人张敬礼展开说服工作。据张敬礼后来的回忆，“1948年冬到1949年春，我思想斗争很剧烈，到香港去做白华呢？坚持留沪做人呢？”

　　一方面大生董事长洪兰友一再催促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南迁。从1948年夏开始，大生通过在香港卖出纱布，套购了大约380万元港币。后在广州设立南生行，行销广州地区欢迎的红魁纱和孔雀细布。大生三厂把4000锭纱机运到台湾，大生一厂与三厂在台北合设了一个办事处，也运了一些纱、布到台湾，还在台湾买了两个住宅，其中一处供洪兰友居住。

　　另一方面，张敬礼剖析自己“由于家庭和事业的关系，我从十八岁起到解放为止，一直遭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流氓的欺凌压迫，忍受了十几年的苦痛，我不甘心再跟他们下水。我知道我一走是对不起大生的，是对不起南通人的，我不愿葬送我和我子女的前途。在1948年我在香港和李济深先生谈话，使我开始认识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政策，和新中国的伟大前途，后来又经常和许多进步人士接触，这些进步的因素逐渐影响了我，使我选择了重新做人的道路。”

　　解放前夕，中共党员孙晓村与张敬礼进行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张敬礼表示：“对于国民党的统治，我早已失去信心，感到跟着他们走不会有好的出路。”张敬礼“曾与几个工商界进步的朋友合顶了一宅公寓，做我们和进步的朋友秘密聚谈的地方”。最终，张敬礼作出了追随共产党的选择，为大生厂基本完整地留在大陆作出了贡献，也是南通城解放后迅速恢复经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