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涌泉

　　今天是2020年正月初二。晚上《新闻联播》正播放着总理李克强部署全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相关新闻。窝在家中，连绵的阴雨使人在惶恐中更增添了冷意，一杯“水明楼”下肚，不久便觉潮涌上来，一股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2010年正月初二上午8时许，金根从上海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哥哥“荣荣走了，夜里走的”。

　　荣荣走了？荣荣走了！

　　荣荣是上海知青。小时候他常跟父母来通探亲，我们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成了好朋友。1974年春节以后，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荣荣“投亲靠友”来到了滨江的小圩塘南通市东风公社跃进大队第十二生产队，落脚于他堂爹爹“小五爹爹”（南通人称爷爷为爹爹）家中。这时我已高中毕业两年，从三等工做到二等工做到重工做到大队团支部书记，因工作关系，同荣荣的交往也就多了。

　　荣荣干农活不行。捡麦穗，别人一畦田捡完他才捡了一半！不仅慢，也做不好。让他拣棉花，他拣过的棉花上只见“屎”（残留的坏棉花）。还好，荣荣会拉小提琴！尽管拉得不怎么样，但只要能拉拉就行，贫下中农们要求不高，这样就到了大队宣传队，不必常年在生产队劳动了。

　　1975年春节，我们大队宣传队的《红旗颂》被公社选中，正月初四下午在天生港滨江电影院会演。一年到头难得回上海的荣荣留了下来，抱着小提琴笑呵呵地参加了会演。演出是成功的，赢得了掌声，赢来了公社的表扬。演出结束后去哪儿吃晚饭？小五爹爹一个鳏居老人不会想到给整天在外的荣荣留饭。大队民兵营长同样年轻的周志明邀请荣荣去他家吃晚饭，我有幸随同。志明大我一二岁，同姓周，我呼其“老大”。老大家条件好，菜肴丰盛，老黄汤尽量灌。荣荣很开心，喝了不少；我也很开心，喝了不少。吃好喝好，我送他回去，一路上欢声笑语，他告诉我：小五爹爹经常不留他的饭，他也不会煮，他就经常跑到邻居家吃，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常去吃的是两位年轻姑娘家，她们对我还有意见，说完狡黠地看了我一笑，接着哈哈大笑一阵。当夜我没走，两人伙睡一张铺。酒食返流，躺下不久就吐了！我吐，荣荣也起来，起来陪我吐，吐完四目相对，接着又是哈哈哈地笑。

　　荣荣邀我和宝祥去上海“白相”！正月初五上午10点，我们乘“东方红”4号从南通港出发，下午3点左右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后转乘有轨电车，很快就到了普陀区甘泉二村荣荣的家。荣荣家住顶楼，不大，有个阁楼。父母和大弟金根、小弟金宝、妹妹金妹5个人住。哥哥大概结了婚，不在家住。我们一到一下子多了三个人。他父母将阁楼腾出来让我和宝祥睡，荣荣则睡到同学家去了。大概过了3天，知青范峰华“追”了过来，我们仨睡阁楼！

　　伯伯是十二队顾家的，妈妈是十四队周家的，他们属于解放前去上海“烧老虎灶”的苏北人。我至今不懂，这样底层穷人家的荣荣怎么会拉小提琴的？我们在荣荣家五六天，伯伯、妈妈弄好吃的给我们吃，我们吃好才让金根们上桌。早上豆浆、油条、烧饼，中午有鱼有肉，晚上吃饭不吃粥。荣荣则领着我们乘有轨电车，逛淮海路、南京路，到人民广场看24层的国际饭店，到外滩看黄浦江里的外国轮船……远处看了，再领我们去游长风公园。

　　长风公园离荣荣家不远，步行十几分钟也就到了。公园里有一泓偌大的湖，湖边遍植杨柳，杨柳下有一张张三人条椅供游人小憩。我们坐在条椅上，心里格外澄净。我们畅谈对人生的感悟，对未来前途的憧憬，充满着美好希望！

　　荣荣热心政治，积极上进。下乡后不久就写了入党申请。他说他有个朋友是普陀区的团委书记，对他政治上很关心，下乡前及下乡后回上海只要有空那书记都要找他谈话。荣荣自己也很注重学习。在普遍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间里，我亲见他捧出了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比砖还厚，里面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无数名词的解释。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时段里，他拿出了普列汉诺夫所著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单行本，引经据典地和我争论是个人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我对他很敬佩，这方面他比我懂的多得多。我所感到不对劲的是，他书生气太重，有点书呆子。果不其然，不久他在这方面吃了大亏。当时重视理论学习，生产队都要有理论辅导员，荣荣理所当然地成了十二队的理论辅导员。公社、大队要定期培训，交流学习心得。某次交流心得时，大队的一位领导在场，荣荣竟不识时务地指着他说：“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管你职务多高！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叫你XXX同志，而不叫你什么什么领导……”荣荣痴了！此后理论辅导员没得当了，宣传队也不要他拉小提琴了，回生产队劳动去。而在这之前，倒霉的我幸赖贵人相助已经上通师了，帮不上一点忙了。

　　粉碎“四人帮”后，本地知青陆续上调。荣荣是上海知青，想回上海，但必须打有病的证明。荣荣到通师来找我，问我南通医院有没有人熟悉。此时的荣荣，上穿中山装，下套长裤，一身灰色，一头乱发，一脸倦容，一副无奈、无助、无望的模样。我说“南通医院我没有人熟悉”。在校园里，我和他站着说话，站了好一会儿，他茫然地走了。以后不知他怎么“钻蛇打洞”回了上海，进了王洪文曾待过的棉纺织厂，当了保全工。想必这与他在长风公园的宏愿天上地下了。

　　荣荣很念旧很好朋友。他成家时曾来信告诉我。女儿三四岁时他曾携妻挈女来通探看朋友，在我家小住几日。小女颖儿和我四五岁的儿子抱着接吻……我们大人一旁看了哈哈大笑。

　　企业改革大潮中荣荣下了岗，保全工没得做了，开出租车，天南地北地跑；出租车开不了了，给老板开私家车；车开不了了，到饭店打工，一段时间还曾来通在朋友饭店里帮忙（暂住我家）。

　　接到金根的电话，我立即通知老大、宝祥和厚安，一行四人于中午赶到上海。我们赶去殡仪馆，见了荣荣最后一面。

　　荣荣走了，走时55岁，刚刚办好退休手续，属苦脏累，提前退休！

　　荣荣走了，走了整整10年。去年冬天受秋娣邀，老大、宝祥、扬德和我做客上海，一行五人于冬至后一天再去长风公园：湖水依然潾潾，杨柳依然依依，条椅默然静待，而故人已去，令人唏嘘不已。

　　沧海已然桑田了。小五爹爹原来居住的那一带已拆迁，他的两间茅屋所在，而今栽上柳树，成为“城市绿谷”的一角。以后的人再也不会想到这里原有两间茅屋，茅屋里曾住过一位上海知青，他叫荣荣，学名顾锦荣，更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了。愿荣荣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