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清

　　瘟疫在如东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虽然记载不多或“语焉不详”，但多少也有点痕迹。

　　如东，原为如皋东乡。如皋在西汉初年为吴王刘濞的封地，汉高祖十二年时属海陵县。从那时算来，已有2214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东（皋）人与病魔瘟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虽然屡屡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人间正道是沧桑”，如东的人口越来越多，如东人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如意东方”的家园也越走越近。面对着“春风杨柳万千条”，如东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忘记大自然的怪癖和历史烙下的伤痛。

　　有史可查，明清两代，前者从兴到亡276年，后者275年，各发生过七次瘟疫。明代是：正德十三年（1518）、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十八年（1559）、万历十六年（1588）、崇祯十一年（1638）、十三年（1640）、十四年（1641）。清代是乾隆朝5次，即乾隆四年（1739）、十五年（1750）、二十一年（1756）、二十四年（1759）、五十一年（1786）。另加道光元年（1821）、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一次。具体疫情无文字可查，但大多数与天气干旱有关。当时，政府重在观望而无力救治，更谈不上发动民众群防群控。少数地方贤达或寺庙出于善意施医施药施材（棺材），但能力有限， 大势难回，只靠老百姓求神拜佛或以巫术驱邪送鬼祈求平安。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虽然政治体系起了根本的变化，但瘟疫的肆虐并未收敛。民国九年（1920）秋，霍乱流行，来势汹汹，锐不可当，区区掘港死亡300余人，真是骇人听闻。笔者幼年听长辈们说，有位本家爷爷，时值盛年，身强力壮，因亲戚暴亡去悼念， 回来时夜色已深，他索性不睡觉，搬了张凳子坐下剥麻，一直剥到天亮，也没感到疲倦，可时近中午，觉得身上有点不对劲，不一会天旋地转，未等日落便气绝身亡。如此情况者，左邻右舍中，随手可数。过了五年（1925），鼠疫又起，7月前后，掘港死亡80余人。民国二十年（1931）马丰栟地区霍乱流行，仅一千多人的栟茶，死者过百。又过五年，即1936年秋，疟疾大流行，史称“死亡甚众，虹元乡病死甚多”，“栟茶死20余人”。两年后（1938）的初秋时节，暑溽刚消，掘港又流行起一种怪病——登革热，此病主要由蚊子传播，潜伏期5—9天，出现发热——皮疹——出血——淋巴结肿大——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意识障碍、颈强直乃至死亡。这个病凶猛异常，“历时月余，十室九病，少有幸免”。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这些急性瘟疫，更如猛虎下山，常让市镇上的商家措手不及。据说，常有顾客进店买货，付过钱还没来得及拿货出门便仆地而死。人命关天，商家害怕，赶紧修整店堂，建起一种“半踏子门”——下半截砖墙，上半截为可拆卸的木板。顾客站在“半踏子门”外购买商品，万一倒下，也倒在大街之上，而不是倒在店老板的家里。这种建筑形式， 笔者年幼时亦曾见过，只是没想到这是当年恐怖的遗存。

　　1940年新四军东进，抗日民主政府关心民瘼，整个社会环境都起了很大的变化。1946年夏天，瘟疫又起，霍乱流行。父亲告诉我，那年我6岁，弟弟3岁， 我们兄弟俩都上吐下泻，染上了霍乱病。他用一副鲜篮（挑鱼货的扁平敞口篾篮），一头挑着一个小孩上街看病。返回时，走到东观音堂（离掘港东街头约4里）突然腹如鼓响，洩泻不止。他心似刀绞，仰天长叹：“天灭我陈也！”

　　好在时局已经改观，掘港已经新辟了医院、诊所，出现了季少三、陈朗清、陈道权、季汉源、蔡国梁等一批中西名医，就连乡间也时有悬壶济世的郎中来往，疾病得到了及时治疗，田里活儿又有拌工队与乡邻们帮助，患者又治疗又休养，很快就康复起来。不仅个人家庭免遭一劫，整个社会也战胜病魔，重获生机。我父欣逢盛世，虽劳苦而身健，后来寿至九五，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