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欣
1980年11月19日，一对名叫古德的美国夫妇急匆匆从大洋彼岸飞抵中国，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小城——江苏省启东县。
原来，这两位客人是美国斯隆卡特灵癌症研究所所长夫妇。他们来到启东，就是要继续考察启东的肝癌防治情况，探究科研成果。因为，古德夫妇获悉，在当年5月8日，江苏省卫生厅已经派员在启东召开鉴定会，鉴定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科研成果黄曲霉素B1合格，这项目硕果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
启东成为肝癌发病高危区
1972年，启东曾发生流行病毒性肝炎，一时成为令人害怕的肝癌发病高危区。启东防疫站退休干部陆春生回忆说：“那时我还是一名普通的赤脚医生，不断耳闻死讯，十分悲痛却也无奈。”
当时近海公社有户六口之家，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共四人，竟在短短的几年间先后得肝病死去。于是，防治肝炎成为当时地方政府应对的重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正如当前武汉人民以及全国人民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启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抗“疫”病毒性肝炎的阻击战。
众所周知，病毒性肝炎是由于各种病毒所引起的肝内炎症病变，主要类型有甲、乙、丙、丁、戊型等多种。病毒性肝炎临床分为急性肝炎（包括急性无黄疸型、急性黄疸型肝炎）、慢性肝炎（包括轻度、中度、重度肝炎）。其中急性肝炎也称暴发型肝炎，起病急，病人极度乏力、厌食、恶心，消化道症状严重，病情发展迅猛。启东病毒性肝炎一时成为世界关注对象。
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是应对疯狂疫情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1972年3月，在县委领导下，县卫生部门发动6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18个防治组在全县开展肝炎为主的健康大普查。在被查的56万人中，查出急、慢性肝炎患者1.5万人，对其中传染性急性患者立即实施了隔离治疗。同时，全县还在25个公社设立了29个临时隔离站，隔治急性肝炎患者972人。这隔离站如同今天武汉的“方舱医院”。
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实都有一个发生、发展、高潮、消除的过程。正如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启东病毒性肝炎疫情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最初出现于1959年，但当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到1960年年底，全县发现了患者2554例。于是，启东立即警觉起来，成立了防治肝炎领导小组，决定开展全县性肝炎普查。
1962年，疫情又有上升，全县进一步加强隔离消毒措施，疫情随之有所下降，但战“疫”处于胶着状态。“文革”期间，全县肝炎防治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导致了在1972年再次出现疫情高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的那样：“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只有这样才能打赢战“疫”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科学措施有效遏止肝病疫情
当年，启东人民在县委统一部署下，从1972年开始就开展群众性健康检查，如同今天的武汉一样也采取“应收尽收，一名不漏”措施。至1980年间，全县先后设立过20个肝炎隔离站，治愈患者7422人次。
1980年以后，临时隔离站由各地医院的传染病房取代。与此同时，当年4月，全县迅即抽调700多名医务人员开展1958年以来人口死亡回顾调查， 历时两个月，对病毒历史开展追踪，终于弄清楚了原委找到了毒源。这种做法，就如现在查找和清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病毒源一样。
启东为什么成为肝病高发区？科研工作者从肝炎病人的地理分布、家族史、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调查，并开展了大量的血样、粮食、水质、土壤中农药和放射性物质检测。结果显示，肝癌患者中常有肝炎病史、遗传因素，并与霉变粮食中产生的黄曲霉素、水源污染、微量元素硒缺失有关。
原来除了复杂的医学原因之外，肝炎病毒流行还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启东青壮年经受着复杂的政治运动和繁重的生产劳动压力，一年到头“挑泥筑岸”搞农业水利建设；物质营养条件差，吃的是含有黄曲霉素的玉米粞粥，饮用的是受到农药污染的沟河水。
原来，启东人吃了致癌物质黄曲霉素——玉米籽，科研人员终于找到了元凶。检查中，医生对有可疑迹象者还作AFP（甲胎蛋白）检测，以进一步加以确诊。结果发现启东发现的肝癌发病比率竟然比1971年发表的世界肝癌发病率最多的莫桑比克还要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启东严重缺医少药。全县医疗总体水平不高，合作医疗基金短缺，不少合作医疗站“重西轻中”，治病靠“洋法”，开药几大“素”，一年的合作医疗费几个月就用完了，全县每个大队只有2-3名“赤脚医生”。
今年87岁的陈凤岐老人，是启东卫生系统的一名老战士，曾担任启东中医院的领导，参与肝病防治工作。他说：“1972年，启东肝炎患者达到高峰，一人生病全家发愁，由于没钱看病而延误治疗，死亡率较高。我们就动员群众种植中草药，中草药成为肝病的主要用药，取得了显著成效。”自己还兼任中草药管理办公室主任。全县聘请22名著名中医师为中草药临床验证医师，发挥带头作用。
1977年6月，李先念夫人林佳媚专程考察了启东县东元、寅阳等公社卫生工作，启东还成为全省中草药治疗先进单位。
同时，启东从1973年起建立居民病伤亡原因登记报告制度。并从1983年起，开始对新生儿注射乙型肝炎预防针，并开展了针对性的“管粮、管水、防肝炎”的综合性预防措施。
群众开始在收割、食用时防止玉米霉变产生黄曲霉素。1973年，全县仅用1年多时间打造水井13万多口，并陆续增打深水井实现饮水自来水化，改变了人们饮用宅沟水、 民沟水的习惯。
不仅如此，启东还改变防疫策略，开始加强门诊工作，完善“方舱医院”，发现一个隔离一个，待无传染性才准出院，以后每隔3个月做一次肝功能检查。接触者集体抽血送检，可疑者及时观察治疗。
所有这些科学措施，使肝病疫情得到有效遏止，恶性肿瘤死亡率和肝癌死亡率明显下降。
启东抗疫斗争值得汲取的宝贵经验
战“疫”需要科学攻关，需要各方支持和国际合作。启东的全民抗“疫”活动不仅得到了上海市、江苏省医疗小分队的支持，并专门成立了肝癌防治研究所。1973年11月，启东还举行了全国8省2市参加的肿瘤防治工作会议。启东早发现、早治疗得到国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1979年10月，肝癌防治研究所朱源荣就因为研究成果突出，应邀赴美国接受国际癌症免役奖，还获得一枚“早治早痊”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美国斯隆卡特灵癌症研究所，是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机构。古德夫妇匆匆赶到启东原来是有原因的。1989年，古德的后任、该中心主任哈罗德·法姆斯（Harold E.Varmus）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尔·毕肖普（J. Michael Bishop）因为发现逆转录病毒原癌基因（oncogene）在细胞中的产生，还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毫无疑问，这诺贝尔医学奖项目也有着启东科研人的智慧和贡献。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启东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走出了肝癌高发区的阴影，摆脱了病毒缠绕。又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启东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体系不断完善，启东人民终于完全战胜了病毒性肝炎恶魔, 居民健康水平日益提升，成为闻名全国的“长寿之乡”。
回顾启东人民这一段不寻常的抗疫斗争，有几点值得我们汲取，成为当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经验。一是必须坚持党对防控疫情工作的领导，做到坚定信心、统一组织、整体部署、统一管理、强化协调；二是必须坚持科学防治、强化科学研究，发挥科研在防疫斗争中的关键作用；三是必须实施群防群治，建立完善的卫生防疫防控体系，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增强全民防护意识，发动全民参与防疫战,其中“隔离”是最原始但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四是必须坚持持久战思想，抗击病毒尤其是科学未知病毒，很难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假以时日，坚信人类终究能战胜毒魔！
今天，启东人民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毫不畏惧，积极采取群众性联防联控措施，启东市人民政府发出了严厉的《关于实施全民参与疫情防控十二项措施的通告》，还有奖励群众举报疫情重点地区进入回返启东人员。
2020年2月10日11点10分，家住启东市吕四港新冠肺炎患者周某某，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薛峰的陪同下胜利出院，回到老宅，见到了思念已久的家人，不禁潸然泪下。1月24日，周某某成为启东首例患者，一下子成为关注对象。从当天起，启东就进入防疫状态，吕四港镇对从武汉回村人员进行排摸。截至目前，启东全市阻击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这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科学领导，也得益于启东人民具有丰富的战“疫”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