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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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文献校勘，有两大方法：一是“本校”，即“死校”，以古书的不同版本对勘，以定其本字；一是“理校”，在没有善本可供对照的情形下，借助旁证以推测其本字。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就是“理校”的巅峰。但胡适以为，二王虽高不可攀，终非校勘学的正道，而“理校”再高明，终不及基于善本的“本校”来得可靠。

　　前一阵看日剧《晚餐》，关于一家意大利餐厅的故事，江口洋介演一位毒舌大厨。他的美食公式是：素材×烹调方法＝味道。即极力强调食材的重要性，没有好的食材，就没有美食可言。

　　校勘学的关键在于好版本，美食的关键在于好食材，人的能力再强，也仍是第二位的——其事虽异，其理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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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稚晖、鲁迅都主张不要读线装书，吴甚至说应该将线装书扔进茅坑里，但早就有人指出，他们自己都是饱读古书的。此亦如叔本华，一贯看不起学者，看不起读死书的人，但他自己却是好读书的，买书藏书也不少。

　　从叔本华到吴稚晖、鲁迅，他们都是刻意表达一种“偏见”，一种“修辞策略”，是在特殊语境中有针对性地作出极端表述——正如胡适说的“全盘西化”，其实也是“修辞策略”，实际上他既不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化，也不认为中国能够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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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有易，说无难”，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名言了，亦可视为一条通则。意思是：要证明某一事实存在是容易的（一条史料就能证实），但要证明某一事实不存在却很难（一条史料就能否证）。

　　这一条治学通则，其实也借用到娱乐八卦方面：对于明星或大Ｖ来说，旁人要传他们的八卦绯闻乃至丑闻是很容易的，但他们自己要澄清就很难了，即便无中生有的事，当事人也不易撇清。这是传播领域的“言有易，说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