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爱平

　　1938年春，江苏启东的两位进步人士——施方白、沈维岳，长途跋涉，从武汉经西安辗转来到延安。在延安有关方面的关怀下，两人先后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医院、银行等，结识了延安一大批党政军学各界人士。

　　在延安，施方白、沈维岳先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三次接见。在和主席的交谈中，沈维岳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毛主席笑着说：“沈同志，你是黄埔同学，军事你是学过的，学政治嘛，现在的政治主要就是打日本鬼子。沈同志抗战意识又很清楚，可以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进行敌后抗战。”

　　“敌后也能抗战？”沈维岳觉得很新鲜。

　　“是的。”毛主席解释道，“我们抗大学生大部分是走敌后抗战的道路，只有小部分到八路军部队。”

　　沈维岳又对主席说：“我要参加共产党。”

　　毛主席一笑，说：“共产党的门是开的，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可以参加，你到敌后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会有人找你的。”一席话令沈维岳深受启发和鼓舞。

　　这位追求革命的进步人士沈维岳就是我的外公。外公1899年出生于江苏启东，早年因家境贫寒，在崇明劳苦师范只读了一年书就辍学回乡，当了小学教员。期间，目睹中华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土沦丧，外公一腔爱国热情油然而生。1925年，经季方先生的介绍，外公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来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仼政治宣传员、十七路军连政治指导员、十四路军营政治指导员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外公回到家乡启东，不久担任县公安队队长，后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而被革职。

　　1930年春，外公来到上海，参加了邓演达先生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次年7月，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了邓演达及临时行动委员会的20多人，外公也一同被捕入狱。3个月后，邓演达被害，外公和其他战友被孙夫人营救出狱。

　　1931年，外公经周士第介绍，到19路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路军入闽后屡遭失败，外公被迫返沪。后又去广东参加反蒋抗日运动，再次遭到失败。

　　通过不断斗争的实践，外公思想发生了巨变，开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才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外公回到沦陷的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1939年，外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仼抗战支队第二总队副队长。1940年新四军东进，外公担仼苏中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启东县县长。

　　解放后，外公先后在南京、上海任职，调入南通后，曾担任中共南通市统战部副部长、南通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外公一生戎马倥偬，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但在我们孙辈们的心目中，他更是一个伟大平凡、可亲慈祥的老人。他虽离开我们已31年了，但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我们，一直铭记着他的音容笑貌，铭记着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外公，我们忘不了你在炎热的夏季，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去人民公园学游泳。你耐心地示范指导，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最基本的求生本领，锻炼身体，磨炼意志。

　　忘不了在春节来临之际，你在家广泛发动我们这些小群众，带领我们一起劳动，用小铁锹、铲刀等工具一块块地铲去屋内地砖上厚厚的泥土，“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你要让我们亲身感受劳动的收获和快乐。

　　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你为了让身体瘦弱的我增强体质，悄悄给我买了乒乓球拍，让我空闲时间在家对着墙壁打球，你还不时给我鼓励。每每乒乓球被打坏时，我会习惯性地打开衣橱门，只见那崭新洁白的双喜牌乒乓球已静静地立在那儿等着我，那一刻，我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呀！

　　外公，你助我们一步步成长，引领我们努力进取，你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

　　还记得你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20元钱交党费，以表达对党组织的赤诚之心。我在下乡插队时，公社的一位知青带队干部曾主动跟我提起这件事，话语中充满着对你的敬意……

　　忘不了你喜爱写诗，常常边写边吟。我小时候曾多次在给你邮寄诗作的信封上剪去个角（投稿标志），然后投至人民路的邮筒。每当你的诗作在《南通日报》上发表，我都引以为荣呢！你在年老住院期间，还不忘写诗，常让前来探望的我读你的多首诗作。

　　外公，你知道吗？你南京的外孙贴身放着的票夹里，至今还一直珍藏着你的照片。

　　外公，你的坚忍顽强、自信慈祥，如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你是我们永远删不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