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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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小说号称“新派武侠”，但其实新中有旧，仍存旧派作风不少。至少有两种传统写法，在金庸笔下还甚为明显：一是对男主角武功来历总是百般铺陈，包括他在江湖上的奇遇、得到高人指点或秘籍、在封闭地点修炼成功之类，这是情节上的套路；一是对武打场面总是细致描摹，包括种种以古典辞藻形容的功夫和招式，这是场景上套路。

　　而古龙则有意识地回避了，或者说超越了这种写法。在古龙笔下，主角武功师承往往若有若无，武打场面的刻画也是以简驭繁，省略了过程，反倒予人更多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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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众那里最受欢迎，在评论家那里最受轻视，这样的人物我觉得有两位典型：柴可夫斯基，席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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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牙在琴声中弹出了“高山流水”，应该是最著名的中国音乐故事了。可与之比照的，有马勒的一个轶事：马勒在奥地利的湖光山色中写出了第三交响曲，有位指挥家路过他的湖滨小屋，不免远眺山景，而马勒说：“不必看了，我已将山景谱入乐曲中。”

　　喜多郎有首著名的曲子《丝绸之路》。又有位作曲家赵麟为马友友（大提琴）、吴彤（笙）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度》的双弦曲，表现玄奘为取经而穿行丝绸之路。

　　作曲家如何理解自己的作品，如何为自己的作品命名 ，当然是他们的自由。像喜多郎那样，起个“丝绸之路”的名字，使作品显得有格调、有内涵，自然没问题；但像马勒、赵麟那样，将主观感受完全客观化，将自己的旋律坐实为奥地利山水或唐三藏取经，我觉得就有英雄欺人之嫌了。至于“高山流水”，本来就是古代传说而已，可不置论。

　　任何一种艺术体裁都有其止境。音乐可以表现抽象的情感（比如贝多芬的《欢乐颂》，比如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都算名副其实），但不足以表现具体的事物——而绘画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