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

　　早在2009年，拙著《书法问答》问世，从不轻易说人好话的苏州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海撰文评价拙著，文中称我为“书法教育家”。我不敢贸然或甘之如饴地接受书法教育家这个称呼，尽管我自信在这方面确有独到之处。

　　20年前，因为在书法创作上侥幸取得了几次成功，有人便开始向我“打听”学习书法的事，教师出身的我每次都热情相待。不久，我觉得全国许多展赛的导向有问题，于是敬而远之，发愿独自潜心研究和创作，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金句”来说，就是“低质量的广交朋友，不如高质量的自我独处。”不少人认为我已江郎才尽，但其间虽仍有人向我讨教，长者一两年，短者几次后便不见踪影。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不会教，后来细想似乎又不纯是那么回事。

　　是我收费高吗？我干脆没收过人家任何费用。是我讲得不够明白吗？打比方，化艰深为通俗是我的强项。是我不会示范吗？我有30多年的日课工力，而且五体皆习。是我自秘其技吗？我向来因材施教，倾心相授。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的学书理念别人无法接受。撒贝宁与章子怡恋爱一段时间后分手了，章母解释分手原因是两人经济收入太过悬殊，小撒解释分手的理由是谈恋爱需要精神上的门当户对。我相信小撒的说法。

　　就在昨晚，一个我寄予了一定希望的学生十分婉转地告诉我，她将不得不先用学来的书艺去换钱。我不反对用艺术去挣钱，我担心的是她将忘了初心，一去而不返，与书法艺术告别。去年11月，拙著《名家书札里的故事》在崇川画院首发，私下交谈时，出版社袁总问起我带不带学生的事，我说：“十分惭愧，直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有学生。总觉得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学生很难，也许机缘未到。”袁教授陪我长叹了一声，说：“不谈本科生，我带的研究生都已有一百多个了，但据目前看，只有两个能坚守学术理想。”南艺徐利明先生有一回对我讲，他这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他的学生中能出一个，最好是两个能像林老（散之）这样的大书家。

　　昔孔子“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七十二人中，闻名至今的也不过颜回、子贡、子夏、曾子等数人而已。若计算一下比例，何其小也。何况，小子安敢与孔子相提并论？每每作如此想，便觉心安。

　　常听说有权有地位的学者艺术家，弟子会摩肩接踵而来。然众弟子中真心向学的能有几个？他们又为何争先恐后如过江之鲫一般而来？这位导师若是足够冷静与自知，内心恐怕会悲哀胜过欢喜。

　　一个连学生都留不住的教育者自然不能称之为“教育家”，其能耐越大，悲哀亦越大。所可哀者，不仅仅师，亦不仅仅生，那么最可哀者，究竟为谁？好在年复一年，循环无尽的是，“永恒的春天，宁静的和风，温暖地吹拂着不种而自生的花朵。”（奥维德《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