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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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有著名的“越南三部曲”：《情人》《印度支那情证今生》《奠边府战役》。这当然跟法国殖民越南的历史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些映像作品正是殖民史的遗产。

法国人之后，来到越南的是美国人，而好莱坞的越战片就更多了：《野战排》《全金属外壳》《天与地》《现代启示录》《越战忠魂》……还有以退伍越战士兵为主角的《生于七月四日》《阿甘正传》，还应该包括《第一滴血》系列！

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现代，在域外，也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殖民统治和战争，当然不能不算“坏事”，可是，无数伟大的文学和映像作品，却是基于这些“坏事”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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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名言：“未知生，焉知死。”寥寥六字，既体现出一种生命观，也体现出一种知识论，确不简单。

《庄子》里也有一句话：“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将《论语》《庄子》这两句话合而观之，很可见我们祖先对知识的态度。他们承认自己知识的限度，对于超出当时理智范围之外的事物，他们既未否定，也未肯定，而取“搁置”的态度。这不是一种很高明的态度吗？

也许有人会说，正因中国人对生命、现实世界缺乏一种“超越”的态度，才未产生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和知识体系，也因此未能产生西洋式的近代科学——这种思路，不过是一种线性的因果观（将复杂历史的结果归于孤立的因素），也是一种思想决定论。固然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造就了近代的科学和文明，但近代的科学和文明应该视为一种寄生物，它只是寄身于基督教共同体而成长起来，这个共同体只是给它提供了一个母体，它的种子并不止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是人类各个文明不断积累、改良、传递才得来的。牛顿信仰上帝，但牛顿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造就的。

我以为，即使到了今天，“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仍是不朽的。作为一种知识观，它是克制的，呼应着哈耶克对知识的“致命的自负”的批判；作为一种生命观，它又是积极的，呼应着丁文江那种“努力地工作，就像永远不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