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赶秋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路易斯·卡罗尔力倡多写信，他有一句名言：“人是写信的动物。”从29岁开始到66岁去世，他总共写了十多万封信。无独有偶，1979年钱锺书在美国访问引起轰动，1980年他的小说《围城》再版、畅销，1982年他当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后，大量的读者、有所求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来信，原本常在冷斋里静静做学问的、“平生素不喜通声气”的一代大学者竟然也被动地变成了写信的动物。

每天起床后，钱锺书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读信、回信，他称之为“还债”。少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一个回应。这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从不打草稿，提笔便写，几次抬头，刚好写满一张笺纸，一行不多，一行不少。但债总是还不清，今天还了，明日又欠。

以上场景多次在新近出版的《晚年钱锺书》一书里闪回，几乎成了一个象征或暗示：盛名之下，即便是世缘较淡的嗜书之人，也难免被热潮所裹挟；又或许冷板凳坐久了，也会对世俗的热闹产生某种渴望吧。钱锺书曾向朋友去信坦白：自己“名心未尽除”，“喜欢生活在一种既不被完全遗忘也不处在明暗交界处的那种相对朦胧的状态”之中。然而事往往与愿违，人生最后二十年，拒绝亮相各类媒体的钱锺书却一直“被以另一种形式晾晒于宣传的聚光灯下”，不得清净。

《晚年钱锺书》是安徽中学教师钱之俊继《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之后推出的第二部钱学专著，关注的仍然是钱锺书的生平事迹，或者叫“传记史料”。对于八卦、传说、语多不经者，概所不取。全书分为十四个话题，若改题为《钱锺书生平十四讲》，也非常恰切。但更为惬当是《1949年后的钱锺书》，因为全书虽以“晚年钱锺书”为核心，却从1949年钱氏一家决定留在大陆一直絮絮讲到了1998年钱锺书埋骨于北京郊野，即便算不上面面俱到，读者尤其是“钱迷”所关切的大事小情，却都有所交代、有所探讨。

最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所有的交代均引书为证，大量的钱氏信函、翔实的亲友描述被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不枝不蔓，不作缺乏根据的臆测、发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例如，关于晚年钱锺书为何不出《全集》这个问题，钱之俊先引出钱锺书的信中语：“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弟所睹一切全集，其中值得存者往往不过十之五六，乃学究辈借此堆资料博取微名薄利”；“天下惟愚夫及身出全集，亦惟笨伯、寄生虫为人编全集”。诸如此类，已可窥见其基本立场。然后引钱氏夫人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郑文林的回忆作为旁证，使其执著的态度更显鲜明，而呼之欲出。

1949年，钱锺书虚岁四十，正值人生壮年。他从这一年跨入新中国到1998年病逝，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文革”后的二十余年间，除了出版五册《管锥编》，再无其他大作品问世，与其晚年所拥有的巨大名声形成了极大反差。除开历年政治运动、各种组织任务、自身健康问题的制约之外，钱之俊还认为复信过多、过勤也非常误事：“前文估计，钱氏流布于世的信札有两万封之巨，以保存一万封每封信平均三百五十字计，也撰写了约三百五十万字，足以抵得上几部《管锥编》了！假如继续坚持抱着‘锱铢积累’写《围城》的决心，排除不相干的纷扰，放弃那些毫无意义的应酬、月旦人物的复函，又何以续写不出一部《管锥编》？”

续写《管锥编》，确实是钱锺书晚年的愿望，但即便没有大量的回信，《管锥编》续编也未见得就能成形。换个角度，煌煌七十二册《钱锺书手稿集》虽出版于钱锺书身后，也未尝不可视之为大作品的雏形，只看体量，亦足以抵得上几部《管锥编》了！

上个世纪的“钱氏旋风”“钱学热”已然远去，现在能研读钱著并有所论列，一定是真爱。基于此，《晚年钱锺书》尽管“不是一本面面俱到的有关晚年钱锺书先生的传记”（作者原话），也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故乐于推荐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