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玉

近日，“大学生因抑郁症被拒绝登机”的消息，引发热议。有网友微博发文称，10月13日，他与女朋友在山东威海准备乘坐春秋航空9C8743航班前往南京就医，但其女朋友患有抑郁症，因服用药物副作用导致手抖，被拒绝登机。于先生称，其女友提供了相关药单、疾病证明以及近期乘坐航班的记录，但仍被告知不允许乘坐本次飞机。15日，春秋航空方面回应称，因当事人情绪激动被旅客投诉，并非是因抑郁症拒绝登机。

（10月15日 澎湃新闻）

就算对此事件“直接诱因”还存有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抑郁症”因素确乎是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焦点所在。作为一类特殊的、影响广泛的精神疾病，抑郁症近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包容、关怀抑郁症病患是政治正确，确保公共秩序与安全则是现实关切。两者如何调和，考验情怀、考验智慧。

事实上，关于抑郁症患者到底能否乘坐飞机，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34条规定，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运人不予承运……但是，所谓“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是高度主观、模糊的，其只能取决于现场工作人员的即时判断。

按照公众期待，航司最好当然是在严把安全关的同时，努力做到人性化、温情化管理。然而不得不说的，这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错综复杂，很多时候确实是难以做到两全。再者说，在“责任机长”“机长负责制”的游戏规则下，机长等管理者基于“风险最小化”的自我保护逻辑，对“有潜在风险乘客”的处理，自然倾向于审慎、保守。

航司的做法很容易理解，但绝不意味着，就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真正关键的问题是，现有制服框架下，对于病患乘客的承运，航司机长拥有的权力过大，要承担的责任也过大。这貌似是权责对等，实则是极不科学的规则设计。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会变相抑制抑郁症等病患乘坐飞机的机会。法律法规的含糊其辞，让航空公司在处置此类事态时，通常谨小慎微乃至频频充当“恶人”。要从根本上为此破题，就必须厘清立法规范，针对“病患潜在危害”的评定给出细化标准，并提前就不同情况的患者预设差异化的承运方案。

抑郁症患者被拒绝登机，这貌似是航司与乘客的纠纷，实则远不止于此。只有直面根本问题，才可在公共安全与人性关怀之间达致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