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做家务的一代人

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2017）》显示：中国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达到2.6小时；妻子以65%的压倒性占比成为家务活的主要承担者。老人、丈夫、保姆和其他成员贡献了另外35%的份额。

传统社会中的分工，女性被固定在“家庭内部”，做家务被认为是女性的分内之事。而在过去的40年里，传统的分工和秩序开始出现变化。女性不但走出了家庭，走进了职场，而且不少人是在经受了高等教育的洗礼之后走进职场的。

一般而言，只要夫妻都需要上班，就需要将家务进行外包。

家务外包的对象常常有两个：保姆和家里的长辈。考虑到50、60后多属于“甘愿奉献”的一代人。从前奉献给国家，现今奉献给子女，所以在一二线城市，承包子女家务的老人在千万规模以上。

可以说，这一代父母，没有成功包办孩子的婚姻，但却成功包办了孩子的家务。这一届长辈不但动作麻利，而且成本低廉。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女性甩掉了做家务的任务，而男性则继续保有回家就“葛优躺”的待遇。整个社会层面出现了一代“无需做家务”的男女。

没有“家务”的成长历程

然而，问题却并非就此打住。由父母代为操持家务毕竟存在不少的问题，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父母年纪渐长，不可能一直操劳下去。对于80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只是推迟了离开父母协助的时间，并不等于永远要依赖父母。像操持家务这样的事，不管80后到了40岁还是50岁或者60岁，他们终将有一天需要自己面对。

没错，以我自己为例，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成家，带着孩子回家，还依旧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能力——自动屏蔽父母家餐桌上的脏碗。我和妻子一起反思自己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习惯，除了父母十分勤快，会第一时间收拾掉之外，还跟父母从小到大的教育有关。

我和妻子都是85后，从小学一路上来，都称得上是“好学生”。在那个年代，家长老师对“好学生”的定义很狭隘，唯一一条就是成绩好。如果你成绩不好，很喜欢做饭、整理家务，也得不到这个称号。反过来，你什么都不会干，但成绩很好，也还是好学生。

直到上大学，我离开了自己的城市，结婚生育，我和妻子定居在离家千里之外，才算是过上了“独立生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内心深处，早已被烙上了“不做家务”的印记，却一直没有消失。

相比同龄人，因为选择自己带孩子，所以我们更早地开始面对家务制造的犯难，例如为一个脏碗没有放进水池而争论。但这也折射出我们面对日常繁琐的家务时，也仅是在“维持”生活的运转。我们在根本上缺乏探索操持家务具体方法的热情，自然也不会拥有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做家务能力。

正视家务也是一种教育

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它，或者说，我们不敢真正正视家务的存在。看到那些不得不做的家务，我们会被动式地应付一下，但却没有能够俯瞰整个家务的体量，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出规划。

由于我们并不能很好地跟家务相处，所以，我们也无法真正获得生活的愉悦和轻盈。走在家里，我们总能发现需要应付的家务：儿子的玩具、乱放的书籍、未晒的衣物、待扔的垃圾等等。这些家务的频繁出现，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消耗着我们的热情、希望乃至爱情。

因此，我们终于明白，家务这道坎，在根本上不可能绕过。我们只有正视它的存在，我们才能营造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家，想要变得温馨、有活力，需要金钱、房子、家具这样的硬件条件，更需要时间、热情、爱等软件的投入。软件就是对家务的思考和行动，相比之下，软件比硬件更重要，也更被人忽视。

家务的价值显得非常有弹性。某种意义上，整洁有序、温馨有爱的家庭环境是无价的。但家务的市场价值却并没有高到那个程度。一个高级白领上一天班，一天可以赚1000块或更多，他如果做一天家务，市场是不会付给他这么多的。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家务是一种与个体生活紧密相连的行为，需要统筹考虑，也关乎干家务的人持有什么样的生活理念。所以，市场只能提供一些最基础的标准化服务，却无法真正提供关系到整个家的、个性化的产品。不太恰当地说，干家务就像谈恋爱，必须亲力亲为，才能收获。

从混乱的家务中挣脱出来，这是独立面对家务犯难许多年之后，通过学习、实践而探索出的一条新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意识到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做家务本身也是一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从我们的父母那里，我们没有获得练习操持家务的机会，所以我们走过不少弯路——当然现在也未必一定能走上正途。

但对于下一代，我们都决定让孩子从小开始承担责任范围内的家务。事实上，从一岁多开始，儿子就很喜欢丢垃圾。他当然只是觉得好玩，但慢慢地，我们告诉他：“这是你的责任”。在未来，我们一定会赋予他做家务的机会和时间，告诉他应该履行哪一些力所能及的责任。就像他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面临考试竞争、人际关系压力，更高效地完成份内的家务，也是他需要应付的生活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