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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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共同体，总有其共享的文化，可称为文化公约数。

不同的是，在古典时代，文化公约数是以文字媒介为中心的高雅文化；而在现时代，文化公约数是以映像媒介为中心的流行文化。制度促进了平等化，技术加强了映像化，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平”了。

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社会方面，也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知识分子看似地位超然，但风光早就被娱乐圈占去，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又重演于今日，难怪不少知识分子乐于上电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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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一个人的深度和品位，不是体现在他的审美所投射的对象，而是体现在对象给他造成的审美反应。

很多人追求看起来有深度的审美对象，甚至将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当作有深度的东西。而我，更愿意从缺乏深度的审美对象中发现有深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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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文坛有所谓“支那趣味”，即从题材到风格，都带有中国元素（李长声谓以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为代表）。

与此相对，也可说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坛有一种“东洋趣味”。

最突出的代表自然是周作人（鲁迅却不明显，恰成一个对照）。周作人前后的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也都甚为明显。钱稻孙似乎也可计入，尽管他的创作不多。较晚近的，又有彼岸的林文月。

考虑到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实在满坑满谷，这几个例子并不算多。在中国人迫切地“寻找富强”的年代，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年代，绝大多数人去东瀛，是为了学习“现代”并求致用的，有几个能静下心来，体会日本文化的微妙之处呢？（到了当代，东渡又现热潮，传播条件更是远迈前代，果然也涌现了苏枕书这样的“东洋趣味”典范，只是在声势上却被流行的“哈日”浪潮淹没了。）

而中国人的“东洋趣味”，跟日本人的“支那趣味”也有很重要的不同点：过去日本长期匍匐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又岂止“支那趣味”而已哉！到了近代，西洋风已压倒了中国风，所谓“支那趣味”，不如说是残留在日本审美领域的最后一抹中国文化的余晖；而中国人这边，也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正视日本、认识日本，并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捷径，“东洋趣味”可谓中国拥抱西洋文化时顺手摘来的一束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