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

1923年4月28日的《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Industrial Progress In China WuSih-The City Of Smokestacks，同时还刊登了英文的中译，文章开头提到：“南通州为中国模范城，为实业繁盛之区，前篇已详论之。而无锡则为先进之城，且实业较他处为繁盛，城中工厂烟囱林立，故有烟囱城之称。扬子江下游各区域除上海外，当推无锡为实业最繁盛之区。”近代无锡和南通的崛起，分别与荣氏兄弟和张謇有密切的联系。荣氏兄弟和张謇之间的关系，早年就有人提及。1929年编印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的11篇序言，有2篇提到了这一点。虞洽卿认为：“吾国之以实业名家者，南通张氏外，端推无锡荣氏。”裘科桴列数荣宗敬兴办的企业后，感慨道：“吾国自有史以来五千余年，工业生产之量未有若斯之伟大者也。同时南通张氏亦复名闻中外，与荣氏相颉颃之。”荣氏兄弟与张謇事业的起步，都与上海有着不解的渊源。在事业发展过程中，相互有所启迪和帮助，双方一度曾在吴淞合作兴办实业。在地方自治方面，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影响了荣氏兄弟。

事业均起步于上海

荣氏兄弟在自主创业之前，均有在上海习业的经历。荣宗敬出生于1873年，7岁入私塾。1886年初夏，父亲托人将14岁的荣宗敬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当学徒，深秋时节荣宗敬患上伤寒，被母亲接回家治理。第二年荣宗敬重返上海，进入永安街源豫钱庄当学徒，一直到1891年秋天转入南市鸿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做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三地汇兑、收解业务。1894年，因甲午战争的原因，森泰蓉汇划字号倒闭，荣宗敬失业回家。1889年，荣宗敬推荐荣德生进上海永安街通顺钱庄当学徒，3年学徒期满后荣德生去三水厘金局当司帐。

上海开埠以后，经济迅速发展，推动了金融业的活跃，外资银行、钱庄和票号一度并存，为工商业提供服务。荣氏兄弟在上海钱庄的学徒生涯，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通晓了经济运行的规律。1896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1898年合伙股东退出，荣氏兄弟独资经营，这是他们创业的开端，也是日后兴办实业的资金来源。在经营广生钱庄的过程中，荣氏兄弟敏锐地察觉：“广生庄由申至锡之汇兑极盛，稽其款项之来由，则大半皆增裕、阜丰两厂办麦所用。前既见粤省洋粉之充斥，今又见苏省机粉之畅销，因知粉厂一业，关系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由资金的流动，觉察到面粉业的前景，由此开启了一条新路。荣氏兄弟累积的知识、资金乃至对社会的洞察力，最终为自己开拓了思路。

张謇1895年筹备大生纱厂，1899年大生纱厂在通州（南通）开车，之后张謇所创的企事业单位主要还是在南通。作为张謇事业起点的大生纱厂，其诞生与上海密不可分。南通与上海地缘相近，因为沙船运输、纱布贸易的原因，两地经济联系甚密。张謇主动寻求接轨上海，上海丰富的生产力要素，成为大生纱厂的助推器。张謇把上海作为大生纱厂集资的主要所在，大生纱厂最大单笔来源的股份，是以旧纺织机器作价的官股，这批从杨树浦运通的官机，给陷入筹办困境的大生纱厂注入生机。上海是当时棉纺工业聚集区，华资的华盛纺织总厂成为大生纱厂经营管理的样板。大生纱厂需要的大量物料，从上海采购后源源不断地输入南通。上海还提供了大生纱厂迫切需要的技术人员。早在大生纱厂筹办时期，1896年的上半年，张謇团队就设立了大生上海公所，负责采购机器物料、汇兑银洋、报税领照、与江海关交涉等事宜。之后该机构名称多次变更，地址屡次搬迁，但在大生系统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发挥的作用愈发显著。观察大生纱厂的筹办过程，应该把南通和上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某种意义上，大生纱厂是两地生产要素融合的结晶。

经济思想上的共鸣

1912年北京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了临时工商会议，据会后编辑的《工商会议报告录》登载的《临时工商会议章程》第一条：“工商部为谋工商矿业改良发达，亟欲征集全国实业家及专门学者之意见，讨论方法以备採择，特开临时工商会议”。荣德生作为上海总商会代表与会，张謇则是工商部“特请会员”，但根据张謇的日记，临时工商会议期间张謇基本在上海，没有与会。临时工商会议1912年11月1日召开，荣德生提出了3个议案，均获通过，其中《提议推广纺织业案》《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为“议决案”，《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为“参考案”。荣德生对于发展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关注和呼吁，与张謇的棉铁主义主张是吻合的。棉铁主义是张謇发展经济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优先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荣德生日后撰写《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时，感慨他的主张没能得到落实：“后国民党二次革命，刘部长去职，张四先生长部，即以棉铁政策为号召，亦未实现也。”刘部长指刘揆一，张四先生即张謇。1913年9月11日，张謇被任命为北京政府工商总长，暂兼农林总长，张謇于1913年10月21日就任。12月27日，农林、工商两部解散，改组农商部，张謇就任农商总长，1915年4月卸任。

张謇重视立法对于经济的保障作用，早在1911年6月就提出“实业之发达，必恃有完备之法律，以为之监督保障”。自己就任农林工商部长后，将经济立法工作作为当务之急，他认为“法律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张謇以自己20年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无法可依导致了许多企业的失败。因为中国没有《公司法》，不利于企业集资，无法成就大企业，没有《破产法》，不利于社会信用的维护。“故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张謇在农商总长任内，完成了20多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在中国经济法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对此，荣德生深有体会，他在晚年回顾人生时，感触“我国工商界深明法理者不多，忆民国三年与蔡兼三至京，同见张部长（张謇），谈次，谓吾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故与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遇到交涉时，自己立场亦多不合，以后商会应对此注意，倡导研究。当日只作平常语，时历三十余年，今日思之，实有深意。余数十年经营，未尝触犯刑章，二十余岁读刑、民法，三十岁后始有商会，遂习商法，凡事依法而行，至违法取巧之事，万不可为也。”他们都是在商海里摸爬滚打过，故对经济立法的重要性都有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