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成

尹老师尹朴，是我上南通市跃龙桥小学时二到四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若先生还健在，现在该有九十好几了。

尹老师开始教我们班的时候，是1963年，大概不到四十岁。我的记忆中，那时候先生已现老妪的沧桑。尤其是清晨起身，磕磕绊绊地走到室外，生火点煤球炉的时候。

尹老师住在学校里头，学校当时在一座庙中。从沈家巷的石头路斜坡慢慢走上去，到高坡顶，就是学校的正门。门的上半截为栏栅，平时只开一扇，另一扇用栅门的粗木杠子斜顶着，绊倒过好几个人。旁边立着一间只容一人一炉一桌的小传达室。进门右边是一片空场，也就是我们的大操场。左边，是三大间庙房加一条过道长廊围出的长四方院。院正中有一棵两抱粗的白果树，树下吊一挂青铜课钟。长廊有两米多宽，有顶，一头通到靠路边的教员办公室，另一头通往后面的正殿。正殿是一间颇高大的庙堂，另设偏门。出门为痘神殿巷，是沈家巷的叉巷。先生的住家，就在正殿一侧，一长间面西的低矮平房而已，只有三挂梁，最高一挂架搁在前面庙房的后墙上，因此无窗。此房原先可能是庙里的柴房或杂物房。

7点多钟，太阳从先生的屋后升上来，挂在前院内白果树上的课钟咚咚地响起，我们一溜烟跑入教室。与此同时，先生挟着一叠夜间改好的作业本，快步从住房走出，进入教室。

面前的尹老师干净利索，鹅蛋脸、弯眉毛、弯眼睛，微眯，短发别到耳后，单薄的棉袄裹住苗条的、近乎消瘦的身体。只是眼泡无法消隐，眼睑边缘总留着一丝因熬夜而褪不掉的红色，深深的鱼尾纹从眼角伸展开来，漫出一些沧桑，也透出身为母亲特有的慈祥。

每天的授课便正式开始。晨读后，上午四节，下午两节。语文算术每天都有，其余辅课，包括描红、美术、体育、音乐、手工、劳动等课，间杂其中。所有的课，我都认真上，唯独对语文，我更带了一种报恩的情感。

恩从何来，尹老师并不知道。而我，只因先生在开学第一节课上的几句话，走出了童年的屈辱。一年级期间，我与女生俞同学同坐第一排，其放在课桌抽屉内的一块缸爿课间被偷吃。第二排的梁同学举报说是我偷的，年轻的班主任陈老师不辨真伪，只放出各种狠话逼我承认，并罚站到后墙边至放学为止。七岁的我，从此被同学视为小偷，污块粘身，刻骨铭心。进入二年级，我仍坐第一排。尹老师点名点到我时，有同学叫起来：“他是小偷，偷吃别人的缸爿！”先生立刻严肃起来，步下讲台，走到我面前，按着我放在课桌上的手，一字一顿对大家宣布：“不准瞎说！他是好学生。记住，在我的班上，你们都是好孩子。”先生的话是那样的柔和，先生的手是那样的温暖，我的心顿时融化，眼中汪满了泪水。脖子后面的这块污斑，顿时洗净。

在尹老师班上，我明显快乐起来，门门功课都上进，从二年级做小队长，到三年级担任中队劳动委员，再到四年级时，选拔为大队委。

学生都不怕尹老师，因为先生很随和。或许因为先生自己的三个儿女也都未成年，其老大老二也都在本校就读。

那一日，课上得好好的，先生突然头晕，扶着黑板的边沿就转不过身了，歪歪地要倒地。前排同学急忙上前扶住。校医一量血压，二话不说就喊人用板车送进了医院。

一时间，全班成了一群“没了爹娘的孤儿”，连课间也不吵闹了。学校找不到代班老师，只好由隔壁班的班主任代为关照一下。大多数时候，是中队长领着我们念书和复习生字。于是有人建议，去医院看望尹老师。一呼百应，我们哗啦啦地往孩儿巷的人民医院跑，好几里的路，竟无人掉队。

一大群孩子突然冲入病房，先生又生气又感动，柔声说道：“都赶快回去，不要误了学习。我不要紧，是贫血，过两天就出院了。”我挤到前面说：“早晨我到学校做卫生，看到你家的两个小哥哥了，在生炉子，小妹妹也在旁边，没有哭。”先生握了握我的手，说声“谢谢”，眼眶却润湿了。看着先生泪光隐隐，我们中许多人嘤嘤地哭起来，不久就哭成了一片。回头想想，先生哪里是什么贫血，明明是营养不良，操劳过度——既要操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又要带一个班，教学上偏又不肯松懈自己，夜夜要待儿女睡下后改作业写评语。便是铁打的身躯也要倒下来。

不久，尹老师回到讲台，更加消瘦，但依然干练，一切回归常态。

进入初夏，天气异常干燥。一日清晨，同学们正在教室中洒水扫地，大殿中间的立柱突然咔嚓一声，我们走近一看，柱子原来的竖裂缝开崩成大口子。有人还从裂口中找到一张黄纸片，大家争相传看，上面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年幼的我们，危险意识没有，警惕性已经很高，第一反应就认为有阶级敌人破坏。有人立刻跑去报告尹老师，先生赶过来，把黄符悄然放进口袋，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痘神殿早就腐朽了，再不加固，就要出人命了。至于那黄符，没有了下文。想来先生知道，如果上报，必定招惹出无穷的麻烦。工人进来，做了加固，我们继续在里面上课，无忧无虑。只有先生忧心如焚，几次三番请求学校重找教室。

不久，进入梅雨季节。我们在雷声轰隆中上课，先生不住地往窗外看，心神不宁。眼见着，狂风夹着暴雨扑过来，大殿又猛地一抖，明显斜了一下。先生大叫一声“快出去！”便带着学生冲出教室。我们一窝蜂挤到先生家中，挤不下的，都站到过道廊内。

我们再没有回到痘神殿。前面四合庙院的其他年级腾出一间教室，让我们两班夹杂在一起，上了几周课。然后，我们兴高采烈搬进了高岸下还未粉好的新教室。房子倒塌的危险没有了，失足落水的危险却陡然增加，尹老师依然盯紧着她的学生，不敢放松。

痘神殿斜了，但终于没有倒塌，一直捱到“文化大革命”后，整座庙被彻底拆除。尹老师在四年级第二学期调回低年级，把一个班级的规规矩矩的孩子们交给了年轻的周老师。第二年“文革”开始，顷刻间，大人变凶，社会变恶，孩子学大人样，失了教养和规矩。班上几个学生变得极其粗鲁甚至下流，在课堂上领头起哄辱骂周老师，言语不堪入耳。先前尹老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和道德教诲，在“文革”洪流面前不堪一击。尹老师运气好，去教更小的孩子了，至少在教室中没有受到学生的侮辱。谢天谢地。

最后一次看到尹老师，是1968年的残秋。喇叭里响完了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开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动员。那些天，满街都是手里拎个棉网兜，兜里坐个搪瓷脸盆，盆里立个竹篾热水瓶，加上个搪瓷漱口杯及牙膏牙刷的男男女女。也有些人抱着或顶着一两床棉花絮。大家往日杂店里挤，只想着赶快把手中的知青供应券用掉。从初一到高三共六届学生，脑不由己做了两年狂热的红卫兵，一夜之间又被转了身份，变成知识青年。家家户户，父母亲或抿着嘴，或叹着气，或茫茫然，为即将离开自己的儿女准备行李。

我父母为我的两个哥哥准备行李，家中弥漫着说不出的压抑。我想起前一天夜里做的噩梦，极其骇人。梦中，痘神殿嘎啦嘎啦地响，就要垮塌，一溜魑魅由一个披袍的硕大瘟神领着，在昏暗中窸窸窣窣地搬家。心中既怕，又想着那瘟神应该就是痘神，一向未曾见过真容，想看看，怎么也看不清。突然间殿顶哗啦一声砸下来。骇醒了，却记得极其清楚。心中再放不下，我便出门，要去学校的老房子看看。潜意识中，希望正好碰到尹老师，可以叫她一声。

进得校门，还好，大殿倒是还不曾塌，院子里鸦雀无声，只有窗户吱吱呀呀地在秋风中摇动。先生家房门半开，内里昏暗，朦胧中见先生佝偻着身体，吃劲地捆扎被褥，然而力不从心，又把两个膝盖死命地压上去，头发蓬乱开来，像个夜叉鬼。即将下乡的大儿子上初一，还没完全发声，扯着刚变声的公鸭嗓门，要母亲让开，自己来捆。先生却把儿子推开。捆好了包好了，又在上面缝块白布，默默地咬断线头。再往包里塞几本课本，突然提高了声音，叮嘱着：“记住了，再苦也要念书。等你爹出来，好帮你复习。”一语未竟，突然失控，泪如泉涌：“儿呀，你爹做了这么多年老师，枉里枉空打成了右派，被抓到乡下去劳改！儿呀，你好不容易考上通中，枉里枉空又要被送下乡！家里又没了主事的男人呀！”先生哭得撕心裂肺，儿女几个敛声屏气地围住母亲。悲哭声渐渐消下来，门外不远处的我，心中一阵凄惶。悄悄转身，走出校门。

尹老师失了丈夫，也是失了靠山塌了基础，上有老下有小，住在风雨飘摇的庙中，与鬼神做伴。那份凄楚，那份无从释放的悲苦，若非亲历，如何体会得出。

我漫无目的地在痘神殿巷中游荡。秋风阵阵，把前院里白果树上的黄叶呼呼地扬上去。从巷底看那狭窄的天空，黄叶片片，飘飘洒洒地挣扎。再看前后左右，也是一巷枯叶，畏畏缩缩地在地上翻滚，一会儿升一会儿落，又被旋风卷入角落。人世间的沉浮，任狂飙主宰着。一阵“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伤感袭来，便想起了当时流行的诗句：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然而，看眼前，冬日未至，秋风已如朔风，刀割般刺骨。先生啊，你能熬得过前头的严冬吗？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