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嘉耀

在南通籍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一众名单中，资历最深的当推袁翰青。袁翰青（1905-1994）是南通师范第19届毕业生。他在回忆母校生活的文章《忆旧贺新》中写道：“我是1920年考入通师的，在校学习了5年，这5年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5年，是我学业打基础的5年。记得先后给我上过课的有朱东润，尤慎铭，于敬之，顾怡生，曹文麟和张梅安老师。这些老师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袁翰青终生怀念他的这些恩师。

1920年秋，袁翰青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考入通州师范，开始了预科一年，本科四年的师范学习生活。翌年，当他进入本科学程时，他遇上了毕生不忘的恩师朱东润先生。朱东润（1896-1988），这位后来在古代文学研究和传记文学两大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当时年方24岁。自南洋公学学习，任上海文明书局助理编辑，留学英伦，任教梧州二中英文教职后，于1919年应聘来通州师范执教英文。朱东润先生在其自传中写道：“当时的规定是中学和师范同样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生四年毕业；师范生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毕业，毕业后当小学教师。这是明文规定。事实上，中学生毕业以后同样可以当小学教师，师范毕业后，也不妨投考高等学校。”但在英文教学的课时上，中学和师范相差很大。中学每周8学时，一学年合计1280个学时；师范每周3学时，一学年只有480学时。朱先生没有只从学时出发设定教学目标，而是瞄准既能胜任小学英文教学，又能打下大学学习基础的教育目标。但横亘在面前的学时弊端怎么克服呢？朱先生毅然从教法改革入手。他说：“自从中国学校开始教授英文以来，一直都是用翻译教学法。教学过程是英文、中文，再到中文、英文”。朱先生决定从四步走改为两步走，采用从英文到英文的“直接教学法”。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教学创新了。在学校主持教务工作的顾怡生等先生的允许和支持下，这一改革见到了成效:“最初的三两个星期中，由于学生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法，所以不免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人公开喊出我们不懂的呼声。但是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懂了，而且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外，学了不到一两个月，居然能够进行问答，应对如流了”。(上引均见《朱东润自传》)

袁翰青在年近古稀时仍清晰地忆起朱东润老师的英文教学。他深情地说:“至今他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朱先生教授的课本是《林肯传》和《天方夜谭》等书。他每次讲课都非常认真负责，课上总是留一些时间提出问题，培养学生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家庭作业、心得体会、小作文必须英文书写。每次作业我会完成得很好，经常受到朱先生的夸奖。朱先生经常借给我一些书籍和复习材料，给我开小灶，使我的英文水平提高很快。”在回忆起恩师的这些教泽时,袁翰青仿佛又回到20年代通师校园。在十亩荷塘前,在攀缘着凌霄的千年古银杏掩荫的寿松堂内一间宿舍里,一位意气风发、才情风发的老师在为求知若渴的他作课外辅导的情状仿佛又重现眼前。正因为这样,袁翰青确认“在投考清华前，我已基本上掌握了英文的听、说和写作能力，为我入清华、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奠定了基础。”（上引文字均见袁翰青《忆旧贺新》）。这一对年序相差九岁的师生,一位后来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一位后来是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前驱者、科技情报研究的领军人物，可称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星”，就这样在通师的英文教学中结下了难解之缘。后来一居沪上，一在京华，但书信往来不断直至终老。

在袁翰青心中“永远不能忘记的，还有我的化学启蒙老师——尤慎铭先生”。尤慎铭（1884-1963）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1903年考入通州师范，第一学期成绩不佳，经发奋努力，第二学年排名跃居首位，受到张謇先生的赏识。毕业后留附小任教，翌年即为通师派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知名学府早稻田大学攻读理化专业。1910年学成归国，即回通师任教。尤慎铭先生以其学识和资历完全可以入教高校或从事理化专业研究，但他毕生情系母校，服务桑梓，成为南通理化学科教育的先驱者。在他的教泽之下不少学子步入了科学的殿堂，袁翰青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半个世纪过去了，袁翰青还清楚地记得：“尤先生教授我们物理和化学两门课程，他讲授的化学课，是非常生动和吸引人的，在教学中相当注重化学实验。记得在1923年，学校建起了一座化学实验室，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实验室刚建好，尤先生就带我们上了好几次实验课，每次实验以后，他都要求我们认真做好实验记录，完成好作业。其中对我启发最大，印象最深，以致后来选择化学作为我终生专业的，乃是自己动手的一堂实验课。它的内容是在一块洁净的玻璃上面涂上蜡，再在蜡上刻字，然后把有蜡的一面覆盖在一个盘子上，盘子里盛上硫酸和少许萤石，产生氟化氢气体，玻璃上便印上了刻有的文字。我刻印上的是‘努力’二字。现在看起来，这不过是一次很普通的实验，可在当时这个实验，却使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学生感到多么的兴奋啊！”化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实验科学，而尤先生尤重实验。从日本留学回国前，他曾用其兄尤金镛所助资费购买了不少理化仪器带回南通，在家中装置了一个实验场所，进行实验研究。他不仅自己研究，还通过实验进行化学科普。民国三年（1914）通师《校友会杂志》刊有尤先生《化学应用谈片》一文，介绍了“褪色写真复旧法”“金属面现七色之方法”“铁成黑色之新法”“作玻璃镜之方法”“牙粉调制法”“简易镀镍镀银法”等贴近生活的化学小实验。将科学性和实用性结合，激发人们对化学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想象袁翰青和他的同好们是怎样一步步在尤慎铭先生的导引下走上科学之路的，而那片印刻着“努力”二字的玻璃又该给了袁翰青多大的动力啊！

袁翰青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育和期待，1925年从通师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获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从事有机化学研究，1932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3年回国后即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开始了中国有机化学、中国化学史、中国科技史研究和新中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漫长而光彩的人生。

就在回国任教中央大学期间，袁翰青和他的恩师尤慎铭先生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相会。这场相会也在课堂，但是角色互换了：“ 1937年江苏省教育厅委托中央大学培训省内的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老师，以便提高他们掌握国内外新知识的水平。我担任讲授玻尔教授的《原子核构造学说》。在台下众多的学员中，我发现有位头发花白，但精神不减的学员，专心致志地听讲、记笔记。仔细看去，原来他就是我的化学启蒙老师——尤慎铭先生。见此情景，我这个学生深受感动。”(上引文字均见袁翰青《忆旧贺新》一文)。袁翰青用“感动”两字来概括这一情境中复杂的内心活动，这中间既有阔别十余年后重见恩师的喜悦，更有对年逾半百的老师追求新知识的感佩。而此情此境中的尤慎铭老师除了高兴，更多的应是欣慰——喜见美玉成器，嘉木凌云的无限慰藉。可叹的是这次难得的师生相聚仅仅数日，因抗日战争爆发，培训未及完成便匆匆结束，这对师生又天各一方。袁翰青不久奔赴大后方继续化学教育，尤先生则毅然带领学生到敌后海复镇坚持教学。直至1962年，年过半百的袁翰青回到南通，首先趋前拜望的便是他的已逾古稀的启蒙恩师尤慎铭先生。

终其一生，袁翰青都感恩他的两位恩师，朱东润、尤慎铭。教育是什么？有人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一朵云，是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他们的师生关系最好地诠释了教育的这种力量。终其一生，袁翰青都感恩他的母校南通师范。1983年他寄语通师师生，信中说：母校对我青年时代的教育，是我一生从事科学事业的基础。他并托人将多年的积蓄5000元，其中还包括600元国库券，交送学校。“希望母校将赠款的年息购买工具书，赠给南通市的小学”，以报答故土对他的养育之恩。1989年得悉通师科学馆落成，他欣然命笔题赠馆名，笔端饱蘸着对后辈学友的殷切期待。1992年通师90周年校庆时，87岁高龄的袁老特撰《忆旧贺新》一文，表达他对母校深情的怀念和祝福。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我的老师都已故去，可他们的高尚人品，终生的教育的风范，母校五年的学习生活，永远值得我怀念。

这是耄耋的科学老人对恩师的致敬，这也是参天大树高处的硕果对根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