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康
袁正刚（1918—2015），江苏省南通市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江苏省著名中医，曾任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南通市分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中医学会理事，南通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南通市科协常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是中国首批获取中西医双学历的高端医学人才。袁老的大名，于我而言，早已如雷贯耳，但真正零距离接触，还源于抢救一个危重病人。
1982年，当时我仅是一名年轻的工厂医生，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进修（下文简称一院）。由于受“文革”的影响，那时一院的临床医生三级梯队（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不像现在这么完整。年轻的住院医师很少，进修医生就承担了住院医师的职责。夏天某日，我分管的床位，来了一位某中学女教师，诊断是“支气管扩张伴咯血”。起初几天，患者咯血不严重，全身状况尚可，血色素10克左右。经过使用抗炎、止血措施一周后，症状基本控制了。就在病人准备出院前一天夜间，突发大量咯血，急症处理后，稍有控制，但并未彻底。在后来的半个月中，病人呈反复咯血，而且间隔期越来越短。内科易主任、黄主治医师每天关注病人的变化，在用了多种止血剂后，效果不理想，血色素仅5.8克，几乎是人的下限。无奈之下，请外科会诊，是否可以手术止血。外科主任张臣楠会诊后，认为诊断正确，但病人处于活动性出血期，不具备手术条件，必须先内科止血，纠正血色素，而后转外科手术治疗。张主任建议用“输血止血”的方案。矛盾又一次回到内科，经科内集体会诊，决定按外科的方案处置。输血两天后，每天咯血次数明显减少。但两天后逐渐出现了奇怪现象，即输血后咯血停止，输血完成后不久再次出血，且量在一次比一次增加，最多一次咯出了500毫升。易主任、黄主治医师都是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面对这个病人，也是一筹莫展。黄主治医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与全国著名的呼吸内科专家、上海瑞金医院的邓伟吾教授是学友，经与院方和家属共同商定，邀请邓教授会诊。邓教授在检查了病人后，又仔细查看了病历，对诊断及现有的治疗手段，均无异议，仅提出了输血要“多次少量”的四字建议。这四个字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了，一字值千金。简单地说，病人被扩张的支气管，现犹如千疮百孔的自行车轮胎，若每次大量输血，恰如对刚修补的轮胎大量充气，这样会将刚修的胎撑破。而多次少量充气，则能起到既“补胎”又不“破胎”的作用。按邓教授意见，通过修正输血方法后，病人不再大咯血。但一天数次咯血仍不见好，血色素也上不去，全身状况很差。易主任及黄主治医师担心病人贫血时间过长，会引起其他脏器缺血缺氧，导致出现更坏的并发症。经过讨论，他们决定请擅长中医急重症的中医科主任袁正刚会诊。
袁老个头不高，虽说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深邃的目光里，伴着温和的暖流。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病房，先凝视了一会病人，又翻看了病人的眼睑，细看了病人的舌苔，接着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脉枕垫在病人的手腕下切脉。脉枕所起到的作用，是为了在切脉时，让患者手腕舒适放松，以便能让医生更好地触到脉搏。俗话说三根手指一个垫，切脉时二者不可缺一。袁主任边切脉边轻言细语与病人交流：“胸闷心慌气短吗？”“食欲怎样？“”大小便怎样？”“头晕目眩吗？”等等。切完脉，袁主任又用西医查病人的触叩诊方法，检查了病人的心肺肝脾，最后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心肺，才完成了临床物理检查。接着，他认真看了病历，逐页过目。最后，他与易主任、黄主治医师进行了讨论，我做了会诊记录。袁主任认为，该病人长期出血，血色素极低，面色苍白，语气无力，舌胖偏白，脉细而沉，辨证属气血两亏，里寒虚弱，拟用了“四物汤”“四君子汤”加减为两帖，配了单味红参泡茶饮服。“四物汤”主治血虚，“四君子汤”主治气虚，配红参茶饮，提高免疫力，用袁主任话是“加点煤球还要用扇子扇风。”他建议易主任弃用输全血，改为成分输血，仅输红细胞及血小板，既“多次少量”，又有明确针对性。两天后，袁主任再次到病房看病人，见病人精神有所好转，咯血基本止了，嘱查血色素，报告为6.3克，明显上升。袁主任大为喜悦，微笑地又开了三帖中药，原方作了加减，继续喝“红参”茶。经过约一周中西医治疗，这个病人咯血终于停止，血色素上到6.9克，后转至外科手术治。2003年这所中学校医告诉我，病人一直还健在。
从这个病人的治疗开始，我不仅认识了袁老，还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引经据典，结合临床，不厌其烦地传授。再后来，随着不断接触，我还知道了一些除了精湛医术外，有关他的其他故事。
1952年秋，国家卫生部首次招收医学人才，其中专门从各省招收了45名优秀的中医师，进行“中学西”的培养。袁老师经考试合格，被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录取，进行了5年西医的专业深造。在外人看，这是很光鲜的事，对袁老师而言，其实损失了许多。当时他上有老下有小，已有4个子女。若去北京深造，除了不能照顾家庭外，光5年工资收入，就损失七八千元（当时他每月工资110元，每年拿15个月工资）。在当年，这笔钱能买下一个大宅院了。不少人劝袁老师“三思而后行”。袁老淡然一笑说：“我意已决！”在以后60余载的从医道路上，每每回顾当年冲破重重阻力，决意赴京深造学习的决定，无限感慨的说：“赴北京学习就是再造一个袁正刚。不仅值得，而且必须。”正是基于此，他为立足中医，实践中西医结合，实现优势互补，为探索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文革”期间，袁老尽管曾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场，蹲过牛棚、睡过地铺、烧过锅炉、拉过板车……但他在逆境中，从未动摇对祖国中西医事业的执着追求。他为人正派正直，不趋炎附势，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而个人的生活极其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1975年，袁老离别工作20年的南京调回南通工作时，全部家当仅两只装满书籍和资料的旧木箱。
自古以来行医者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将“大医精诚”奉为圭臬，更是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而袁正刚老师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也正因为他毕生恪守着这样的信念，才成就为了一代名医。
（感谢袁乐平先生提供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