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霁云

我小时候的家，租住在如皋北门外的普济小学隔壁，父亲就在普济小学当校长。按照“就近入学”常理，我理所当然应该在一墙之隔的普济小学上学。可是到了我5岁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却把我送到了离家三里多路的安定小学。

我的幼儿园两年，小学6年，整整8年，每天来回4趟，都是一双小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安定小学数百个学生里，我是离校最远的唯一，而不是之一。从家到学校，中间隔着通扬运河，河上有座木头大桥，每遇落雨下雪，我扶着桥栏，一脚挨着一脚走过。大桥重修时，旁边临时搭了一座浮桥，每逢大雨雪，我都是爬着过桥。尽管这么远，我却总是班上第一个到校，还常常在校门口，等着校工开校门。有一次，我头疼发热，硬撑着去学校，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饥肠辘辘，头重脚轻，迷迷糊糊瘫倒在墙角，被普济小学一位学生家长发现，驮着送回了家。我曾问：“爸，我同学的家都靠近学校，为什么不让我上隔壁学校，要把我送这么远？”父亲答：“因为我在隔壁学校当校长。”

平时，父亲在墙那边上班，周六晚上回到墙这边的家。他还为母亲和我们立了一个规矩：周一到周六不可踏入学校，只有星期天才能到学校转转、玩玩。学校有电灯，可是我每天却在家里的煤油灯下做作业，有时在家门外的路灯下看书。我没有用过父亲学校的一张纸，我的草稿纸是家里订的报纸剪裁下来的边角纸。家里有块小黑板，我所用的粉笔，是父亲偶尔带回来的用剩的粉笔头儿。

一墙之隔的学校和父亲，对我们来说总是新鲜的，甚至有点陌生。

依稀记得上一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我伏在父亲办公桌上，好奇地看玻璃台板下压的各种图图表表，看到了一张崭新的2分钱的票子，我特喜欢那上面的飞机。我用力掀起台板，拿出了那张票子，看看玩玩，顺手放进了口袋。

不久，父亲回来，雷霆万钧，一连三声雷：“为什么拿那钱？”“为什么我不在的时候拿？”“为什么拿了不告诉我？”母亲在一旁打圆场：“2分钱，拿了耍耍的，不要吓了伢儿！”结果，母亲也被“熊”了一顿。我认了错还不行，父亲还要我写一个东西（后来才知道那叫“检查”），我说有的字我不会写，可能父亲想想，我才一年级，不会写不是说谎的，他就写好了，念给我听，然后让我照着写，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念给他听，大意是，背着人拿东西是不对的，是可耻的，是坏小孩，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坏事。父亲唯一手把手教我写的字，就是这份叫“检查”的东西！

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如皋中学，初一初二在城郊的分部，少说四五里路，因为有了小学走路的“功底”，倒比其他城里同学跑得轻松。那时候，学校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评给“助学金”，我家五口人，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学校评我三等助学金。第一个月拿到1.2元，我就到新华书店买了课外书。后来，分管分部的如中副校长王修恺把我喊到办公室，告诉我，他和我父亲是老同事、老朋友，父亲找了他，说如中农村困难学生多，我家不要助学金了。之后好多天我没有理父亲。

父亲在几所小学任过校长，后任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再到如皋中学任副教导主任，单位都有宿舍，常年以单位为家。父亲除了周末、过年回来，对我们的家、对我们兄弟仨，过问很少。直至“文革”下放加力公社前，他没进过厨房，不知道米多少钱一斤。两个弟弟都是我辅导做作业，带着去上学。我十岁时，三弟出生了，正值父亲带队到南凌、柴湾公社视导，几周不回来，是我到派出所报的户口；妈妈婆婆不在时，三弟的尿布是我拎到家东边的河里去洗，冬天，浸在河水的十岁的小手，冻得发麻，红得像西红柿。

我曾经想，为人之父，父亲是否太过“无情”了？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我五六岁时，肚子疼痛不已，父亲半夜抱着我一口气从北门城外跑到城里的县人民医院，颠掉了眼镜而不顾。

我忘不了，我初二时考试，数学卷子漏了反面没做，各门功课第一次考试得了90以下，为此，情绪十分低落。父亲一连三天骑车送我到学校，一路鼓励我“跌倒了爬起来”。

现在，坐在父亲遗像前，我慢慢读懂了我的父亲——以他近乎迂腐、似乎无情的言行举止，杜绝了儿子们对他的幻想和企求，塑造着儿子们坚毅的人格和面对困难的勇气。 父亲有如一个独特的园艺师，从不希望把我们剪扎成众人注目、精致无比的盆景，只是希望我们成为经得起风雨的树木。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悟出了：情至深处似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