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光林

晨间在横河边散步，遇上了久违的朋友老梁。见他气色挺好，我很羡慕，就向他讨教养生之道。他说：“实不相瞒，我把牌瘾给戒了，起居作息有了规律，做家务、看书看电视、辅导孙子作文、散步、打太极拳，日子过得滋润多了。”接着给我戴“高帽子”：“这是向你学的，你不是戒掉了好几个瘾吗？”

我年轻时迷恋音乐，单是二胡就拉破了三把；到了中年，我狂练过硬笔书法；退休之初，我重新攻读英语……只是我都放弃了。

我下决心告别对音乐的迷恋，是为了儿子。他上学之初成绩不太好，不久，我找到了原因：他做作业很不认真，但听我拉二胡却非常专注，显然是我的爱好让他分了心。为了孩子，我必须忍痛割爱。将二胡及一大捧曲谱束之高阁后，儿子的成绩果然好了起来，初中、高中、大学一路顺风，后来还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

与硬笔书法“分手”，是为适应新的工作。当教师时，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等本职工作都与书法有天然联系；为印发补充教材和试卷而刻写蜡纸更是练硬笔书法的绝佳时机，所以当教师那些年我并不觉得这个爱好是额外负担。45岁那年，我奉调进入新闻单位。面对新闻稿件非常强调“时效性”这个实际，我不能不加快写字的速度，于是不再讲究字的间架结构和笔锋。多年来，每当我将自己所写的新闻稿件的底稿笔迹与当年备课笔记上的“书法”对照时，总会为书法的倒退而愧疚；不过，想到底稿上那些近乎随意的文字搬到报纸、杂志和书上时，照样能变成规规矩矩的仿宋或楷体，我就不想与自己计较了。

我对英语情有独钟，是因为它曾改变过我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初，上级要求我们乡村初中也要开设英语课。当时，我所在的学校的同事们都只学过俄语，而我学的是英语。我在上海当兵时遇上了几位懂英语的战友，他们教我用英语的48个音标为上海话注音，让我成了“上海人”。退伍了，上海话派不上用场了，但国际音标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凭这个“硬件”，我主动请缨，当上了英语教师。1986年10月，我以《上海话、英语和我》为题，在《新民晚报》上诉说了这段经历。据说，后来让我改行搞新闻，主要“由头”就是这篇不足千字的散文。念及英语的恩德，我一直没舍得远离她。只是本职工作缠身，总腾不出整块时间与她亲密接触，为此一直盼望退休后好好补上这一课。真的退休了，该全力以赴圆这个梦了，却没料到被几个单位“借用”，仍是办报，就是没法静下心来啃英语。想到这些年仍像退休前一样常有稿件在报刊上发表，我就更觉得“放弃有理”了。

常听说“放弃是一种智慧”，人生少不了选择，而放弃正是一门选择的艺术。这样说来，我的那些经历似乎也算得上掌握了相关的些许要领，似乎也算拥有了一些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