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静华

林森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因为家境贫穷，作为家中老大从小便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冬天天没亮，寒气袭人，林森就赤着脚去捡狗屎，作为肥料。夏天太阳霍霍，也帮着大人栽秧劳作。1946年，才十岁的林森又被在上海拉黄包车的大奶奶家接去，煮饭、接水、服侍。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更有经常的训斥、顽皮后的挨打，这样养成了林森日后倔强的脾气和不服输的韧劲。看到同龄的小孩已经背着书包去上学，小林森立下志向，将来一定要好好读书，成为一个人才。

解放了，受尽委屈、憋着一股子气的林森回到了老家，受到大人的责怪和鞭策，“哪怕是打死我，我也不去上海了，我要上学。”在好心人的劝导和帮助下，林森作为一个大龄青年，用短短三年时间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全部课程，一个山芋或是一个玉米，便是他一天的口粮……就这样林森终于考取了师范学校。林森到现在还经常感叹：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林森的今天啊！

20世纪60年代初，师范毕业的林森被分配到离家100多里的一个农村小学，因为其他老师都是附近的，晚上偌大的一个学校也只有林森一个人住着。一天晚上，林森吹灭了煤油灯，刚躺上床，就听到外面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白天还听学校工友绘声绘色地跟他讲：“这个学校以前是个乱坟场，闹鬼！一到晚上，学校操场上一排一排的，齐声喊‘一二一，一二一’。”胆子大的林森起床到校舍里巡看，原来是教室的窗户没有关好，被风吹得一晃一晃，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关好窗户便是了。

林森上初小时便是班上的大龄青年，工作后有很多热心人帮着介绍对象。找对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要包装的。有一次去相亲，林森向一个家境较殷实的老师借了块手表，上海牌的。可就在相亲的途中，从没戴过手表、也不习惯戴手表的林森，把这块借来的手表弄丢了。

这下可闯了弥天大祸，要知道当年一块上海牌手表值一百来块钱。而林森才工作，家境又贫穷，全家生活都要靠林森，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多块，这下可咋办，对象找不到是小事，但怎么跟人家老师交代呢？接下来的十多天，林森重走“相亲路”，寻觅了路上、河边、田埂，哪怕是一草一木，可就是找不到那块上海表。

过了近一个月，林森班上的一个小丫头悄悄跑过来跟他说，同班小明无意间在她面前讲他妈妈最近捡到一只手表，“不允许在外面说的。”林森一愣，可不就是那块丢了的上海表！向组织汇报，通过学校，通过生产队，通过大队，通过人民公社，可小明的妈妈死活不承认，不肯拿出来。到后来改了口：没有八十块不要想赎回手表！

这下可把林森急的，眼看失而复得的手表，又是期待无望了，一下子生了病，打起了“摆子”，烧到42度。

学校的缪校长，人称“智多星”，叫上一个袁姓的老师，来到了林森床榻边，劝说：“林森老师啊，不要急，急火攻心的，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想办法。”

林森哪顾得上发烧的身体，从床上跳下来，对缪校长和袁老师说：“走，我们现在就家访去。”缪校长对林森说：“你先上街去买半斤猪头肉，再打上一斤白干，我再让食堂工友炸一点花生米，等天黑了我们三个一起去。”

一切准备完毕，正好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缪校长、林森、袁老师来到了小明家。摆上带上的猪头肉、花生米。倒上白干，邀请上小明爸妈一起小酌。他们先聊聊人生，聊聊小明还有两个在学校读书的姐姐，聊聊小明家里的情况，从头到尾并不提手表的事。等过了两个多小时，缪校长提出让小明的妈妈把手表拿出来看一眼，只看一眼，如果是林森丢的那块手表，回去立即凑钱，过两天就来赎。小明妈妈半信半疑，从卧房箱底拿出一件手绢包着的东西，抖抖索索拿到桌上，慢慢摊开。林森凑上前一看，说：“对，就是这块上海表。”缪校长慢慢吞吞拿出香烟，一边给小明爸爸递上，一边自己叼起一根凑到煤油灯前，烟没点着，倒是把煤油灯吹灭了。突然，袁老师说：“已经太晚了，我们今天先回去吧，明天再来。”说时迟，那时快，三个人没等煤油灯再点上，就鱼贯而出，一出门便小步快跑。等跑过半里开外，只听到后面小明妈妈在路上开骂起来：“不讲信用的林森老师啊，把手表给换掉了啊……”

原来，缪校长已跟袁老师商量好，等煤油灯一灭，袁老师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小石块把手表给调换，三人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为了效果，林森事先也不知情。手表到手，林森也不好责怪缪校长和袁老师，事后买了几样茶食，悄悄让小明带回家里。

林森后来找到了对象，也当上了校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也有了自己的第一块手表，南京产的钟山牌，三十六元。直到今天，林森还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