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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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前的中国士人，大抵相信“三代”（夏商周）的政治神话，相信“圣王”（尧舜禹）的真实存在，这种以上古为政治黄金时代的信念，承自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

但想想，诸子的时代，是中国史上最自由的时代，他们的头脑是最活络的，就真那么迷信“三代”之治吗？我想，除了法家，先秦诸子几乎皆大力宣扬尧舜政治，恐怕就跟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大力宣扬中国文明一样，其实是意在批判此时此地的现实，批判自己所处的社会，批判他们活的暴君或恶吏吧。只不过，启蒙思想家是假借远方的国度作为政治乌托邦（地理的），诸子则是假借上古的传说来作为政治乌托邦（时间的）。二者诉诸各自的思想资源，但其批判现实的取向则不约而同。

只不过后人去古渐远，不察其政治社会背景，只知一味崇古，沿袭表面上的思想修辞，才形成了僵化的“圣王”崇拜。举世滔滔，就连最有思辨能力、最有自由精神的思想家，都难以跳出这一强大的思想传统——比如，写出了《呻吟语》的明代思想家吕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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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有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拈出了“天才总是成群的来”的话题，其要旨大致是：社交有利于学术思想，学者间的互动能激发其知识创造，他举了伯林、维也纳的咖啡馆、海德堡的学术沙龙为例。

这并非一种严密的立论，虽有理由，但也不难质疑。怀特几乎一辈子都待在老家塞尔彭（著有名声次于布丰的另一部《自然史》），康德终身未曾离开科尼斯堡，他们又有多少社交呢？达尔文乘帆船远航的时候，爱因斯坦在专利局上班的时候，又跟哪些学人互动呢？

我以为，学者真正需要的，是形而上的知识圈，而非形而下的交际圈。最理想的状态，是既有知识创造的大环境，又有个人独处的小环境——既有学问的热烈，又有学人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