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以天津《大公报》一则消息为例，就较详细地介绍了牛津的征聘方式：“北平通信。英国牛津大学前函教部，托代征求中国哲学及宗教学者一名，赴英讲学，并翻译最重要之中国哲学及宗教书籍，聘请定为三年，待遇暂定在四百至五百金镑之间。教部高等教育司昨日函清华等校，征求人选。应征者须填写英文应征书七份，连同学历、服务成绩及著作等件，于十一月九日以前送部审查，以便汇转云。”（《牛津大学征聘讲师/教部高等教育司向清华等校物色》，《大公报》1936年10月20日）

牛津大学函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荐一位中国学者，教育部就请清华大学等校推荐人选，结果确定两人：钱锺书与王维诚（王可能是自己申请的）。1936年11月14日，冯友兰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要求，给牛津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同时举荐了这两个人，一个是自己曾经的学生，一个是现在的清华同事。最终，牛津选择了钱锺书，而钱锺书“坚辞不就”。1937年4月27日，牛津大学转而聘王维诚为史贝尔定中国哲学宗教讲座的讲师。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笔者《钱锺书欲留牛津遭拒》文中得出的观点，是根据Frances Cairncross、陈立合作论文“Qian Zhongshu and University of Oxford”（收江南大学编：《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3月；杨昊成译为《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文汇报》2015年7月3日）得出的。这篇论文最后一节题作“Qian Zhongshu application for the Spalding Lectureship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t Oxford”（钱锺书申请牛津大学史贝尔定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该文作者Frances Cairncross时为牛津大学艾克斯特（Exeter College）学院院长，所以论文的可信性非常强。该文认为：“史贝尔定讲师教席公布的时候，钱锺书还是一名学生。他对这一席位表现出了兴趣，有证据表明，他在截止日期之前提出过申请。虽然他的申请档案没有留存下来，但我们从此教席最终获得者的档案中可以获知一些细节，这位幸运者就是本科及研究生均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维诚。王维诚于1936年11月1日递交了对这一职位的申请，那时他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助教。他的申请得到了当时中国三位著名学者的支持，他们分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与哲学所的傅斯年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以及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汤用彤。”“因为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曾经是冯友兰的学生，所以他也请冯先生写了推荐信。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同一封推荐信中同时推荐了钱锺书和王维诚。”论文随后展示了冯友兰的推荐信，除此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了。他们也只是从“最终获得者”的档案中得出的答案，确是不足以为信。

钱锺书对牛津说“不”，让对方“大惊”。——更让人惊讶的是，1937年10月，钱锺书牛津本科论文及答辩通过以后，获颁了毕业证明，但对于学位证书，他没有依从常规提出申请，故没有正式获得学位证书，只拿着毕业证明离开了牛津。这也是Frances Cairncross院长论文中首次披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