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康

刚刚结束的江海市实验中学“新世纪优秀学生干部表彰大会”，王君作为六六届老校友、作家，受邀为代表颁奖。最后一位上台的是位女生，站在了王君面前。王君一下子愣住了。“真的太像她了。”王君恍恍惚惚颁完奖，离开了母校，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

王君心中想的“她”，叫文招娣，小名“弟弟”。她上有两个姐姐，母亲怀她时，“算命先生”对父亲说：“你老婆这次怀孩子，臀部大，肚子尖，一准是男孩。”父亲惊呆，盲人看不见，怎么知道是“臀部大、肚子尖？”故对此话深信不疑，于是辞掉上海纱厂的固定工作，回到江海市，在家里开了个书店赚点钱，一心侍候老婆保胎，结果还是个女儿。

“弟弟”是女儿身，男孩命。小学至初中，王君与她同班，只有她欺负人，没人敢惹她。“弟弟”与王君住同一条街，隔3个门牌号，从小做伴一起上学放学，沿路她不是跳蹦，就是踏小石头，相形之下，王君文雅得倒像个女生。“弟弟”的学习成绩，原来不差。初一之后，爱上了射击运动，经常集训、比赛，成绩有些下滑。王君常帮助她复习，借课堂笔记，所以在班上保持中游。王君学习之余爱看书，常到“弟弟”家揩油。

王君回到家，放下自行车，进了书房。相片墙上，挂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四男二女，时间记录是1973年12月22日，那是欢送“弟弟”参军的合影。

1968年年底，江海市实验中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极少数同学升入高中外，全部下乡插队。“弟弟”与王君分在一个生产队，另外还有其他学校的三男一女，六个知青同住在一排知青房。“弟弟”住在王君隔壁，中间隔着一道双层芦苇编的“墙”。下乡后，“弟弟”很快就适应了，工分挣了不少，自食其力。可王君重活干不动，常被队长照顾干杂活。下乡后第一个春季，19岁王君正值长身体时，分的粮不够吃，特容易饿。那天队长派他一人去拔蚕豆，居然偷吃生蚕豆，吃了个饱。晚上王君突然发热，又吐又泻。几个知青赶忙将他送到公社医院，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洗胃、打针、输水。“弟弟”忙了三天三夜，帮王君洗脏衣裤。自打这次生病后，王君心里对“弟弟”，开始有了别样感觉，一天不见就想她，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

下乡不久，公社接到县里通知，要举办“革命样板戏”会演。公社抽调了“弟弟”和队里另一个男知青，去排练《红灯记》片段。男知青扮“李玉和”，“弟弟”扮“李奶奶”。还别说，“弟弟”的外形、声音、性格还蛮吻合“李奶奶”的，王君常去看“弟弟”的演出。演员集中吃住在公社，离生产队十多里地，“弟弟”不常回队里。王君每天在生产队劳动，回知青房看不到“弟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天晚上，王君已经睡了，感觉有人敲“隔墙”。

“王君，睡了吗？”是“弟弟”很轻的声音。

王君一骨碌起来了。

“弟弟”说：“你别讲话。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王君还是迫不及待插了嘴。

“弟弟”压低声音说：“‘李玉和’今天下午在后台偷偷吻我，吓死我了，怎么办？”她说的“李玉和”是那个男知青。

王君听了后，脑子“嗡”一下，差点没晕过去，愤怒的话涌到嗓子口，没说一个字。

“弟弟”在隔壁着急地问：“哎，你怎么不说话？”

王君不知道说什么，儍站在隔墙旁。“弟弟”见王君不说话，甩了一句：“窝囊废。”

王君不知道“弟弟”什么时间走的。之后，两人见面都很尴尬，却没提这件事。王君想到那个“吻”就难受，开始疏远了“弟弟”。而“弟弟”见王君话也少了。

冬季征兵开始，六个知青都报了名。政审、体检，唯“弟弟”一人成功入围，圆了当兵梦，干上了一名通信连的话务员。五个知青凑了份子钱，去镇上合影留念，欢送“弟弟”。那天王君第一次喝了酩酊大醉。第二天醒来，发现口袋里有一个小日记本，扉页是“弟弟”秀丽的字：“等我回来。”

三年后“弟弟”回来了，王君见到她，却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弟弟”在部队执行任务中，为保护战友，被电线杆砸中牺牲。王君闻讯悲痛欲绝。

一晃几十年过去。知青上城后，王君考上大学，当了作家，写了许多作品，唯有“弟弟”不敢写。今天在母校见到那位女生，仿佛她就是中学时代的“弟弟”。王君从书橱拿出了一个盒子，打开用油纸包的小日记本，“等我回来”几个字跳入眼帘，王君再也控制不住，泪眼婆娑，拿起笔写了一篇纪实小说，题目就是“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