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22日下午3时许，晚报新闻110值班室突然接到一位自称是艾滋病患者名叫黄祥的来电。他在电话中说，只想和晚报的王记者说几句话，就准备和这无情无义的世界离别。

闻此言，我大吃一惊！忙询问他为何如此想不开。黄祥哭着说，他身无分文，已两天没吃上一餐饭，现在栖身在掘港汽车站后面一位村民的猪圈中，想想已走投无路，准备用针筒抽出身上的血见人就刺，随后便跳河自尽。当地一位村民拿着《江海晚报》告诉他，这家报纸经常为百姓讲真话，大家都喜欢看，其中一位叫王广祥的记者写了很多民生、民情方面的报道，不妨向他求助——所以他才致电求援。

我当即请他放心，有困难晚报一定会帮忙，但万万不可抽血刺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请他立即乘车来南通，吃住均由我负责，唯一的要求就是请他冷静。

黄祥直言，一分钱都没有怎么买车票来通？我对他说，上车后对司机说到了南通车站补票，和站上的周站长已说好。黄祥很快来到本报。看着左边额头上流着脓水、浑身破衣烂衫，一身污垢的中年人，我请他在食堂餐厅坐下，买了两只油饼，倒上一杯热茶。黄祥从随身的破包中拿出一叠照片哭着告诉我，他老家在如东兵房镇，是孤儿，21岁那年听信他人，从云南偷渡到缅甸、泰国等地，后流落街头靠打黑工为生。32岁那年与一泰国女子结婚，不久夫妻双双查出艾滋病，在泰方一次大检查中被强行送回中国。令他伤心的是，回到如东后，他先后37次找到当地有关部门请求医疗和救助，无人理会，只有保安和民警的驱逐。

此时，国务院关于安置救助艾滋病患者的十号文件刚出台不久，规定各级政府必须做好艾滋病人的防控工作，不得让艾滋病人四处流浪。于是我找了家小旅馆让他住下，并取出数百元钱作为伙食费，关照他暂时不要走动，近日一定为他讨个公道。

我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工作。好不容易找到兵房镇一位领导的电话，刚提到艾滋病人，这位领导称他正在开会，晚一些向记者汇报。我耐着性子等到次日也没等到这位父母官的电话。第二天，我当着市民政局李副局长的面打开录音电话，再次接通这位领导，在一阵阵杂乱的干杯声中，领导说了几句“此事很复杂，过几天再说”就挂断了电话。

我当天下午赶到如东，一连走了几个部门，不是怨黄祥四处乱说自己是艾滋病人，搞得老百姓个个害怕；就是称没有专项经费，怎么能接待外逃人员？5月26日，《江海晚报》视点版整版发表了我的特稿《如东，一个艾滋病人在流浪》。广大读者获得知情权的同时，一场可以预见的责难同步而至，只是没想到这场责难规格之高、语调之奇特，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5月27日，如东有关领导到报社来交涉，他们认为，这篇报道一是全文失实；二是影响如东投资环境；三是违反新闻纪律，在没有通过有关部门批准下，擅自将艾滋病人的情况公开报道。

我拿出国务院一系列文件和温家宝总理看望艾滋病人的报道，告知他们平时应加强学习，不要臆造什么不得报道艾滋病的公开新闻。“要不要听听你们兵房镇相关领导在牌桌和酒席台的声音？”当录音放出时，几人的脸色至今仍在我面前显现，那叫一个无趣。

事实明明就在面前，可一位领导竟说未经当地有关部门审阅发出此报道影响对外形象和百姓安定。我当即站起来责问：晚报的报道是在为你们解难，你们反侮称我的报道失实，影响什么招商引资。你们可知道，若是这位艾滋病人绝望之极将毒针四处乱刺，酿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后果可曾想到？

严词激辩之下，他们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表示回去后立即研究黄祥的安置问题，希望我给予协助。见此，我当场表示配合。听从了我的劝导，黄祥在海边两间小平房中找到了安生之处，县里的各项补助也维持了他正常的生活。为了从长计议，当年年底，我又协助他办好了去泰国省亲的签证，县里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让黄祥回到了妻子的身边。目前，黄祥仍在泰国南部清迈的一家艾滋病治疗中心生活。近年来，他每年都要给我来信，诉说他的生活近况。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也许，这段远去的故事并不起伏动人，但作为党报的记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经历过的一段插曲，还是值得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