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段想起来心头便春风荡漾的日月。

那是段想起来心头便鲜花盛开的日月。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有关部门整顿内部出版物，市卫生局的《健康生活报》被纳入整顿行列。当时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停刊，二是可以继续出版，但限制很多，不得发行、不得征订，只能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在系统内免费流通，其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市卫生局领导经过权衡，不忍这份在卫生系统已经存在了近十年且有众多中老年读者的报纸就此偃旗息鼓，几经磋商，决定走第三条道路。

与《江海晚报》合作。

当时《江海晚报》创办不久，开辟了一个健康专版“常春苑”，由于责任编辑离职另谋高就，晚报领导正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有医学背景的继任者大伤脑筋，而这个时候市卫生局送过来一支几近专业的采编队伍，加上卫生系统持续稳定的资源扩张能力，对晚报而言，市卫生局的这份见面礼可谓不薄。对市卫生局而言，与《江海晚报》合作，不但有了一个合法的发声阵地，而且影响力会短时间内从本系统迅速扩张到全社会，也是“四两拨千斤”之举。

双方一拍即合。我们也因此有了半个“晚报人”的身份。

当时正值年底，经过两期磨合，次年一月，《江海晚报》“健康教育”专刊（四开四版）正式与读者见面。专刊出来后，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响都不错，但作为半个“晚报人”的我们，压力空前巨大。首先，专刊是周刊，而《健康生活报》原来是旬刊，在人手没有增加的情况下，采编工作量陡然增加了三分之一。二是我们的照排系统与晚报不兼容，更换系统后，尚有一个适应过程。三是业务层面，标题、字体、线条、报花等，必须与晚报一致。尽管困难重重，但这些沟沟坎坎没有绊倒我们前行的脚步，我们编辑部当时也就四五个人，好在大家都是二三十岁，正是干事业的好年纪，大家白天分赴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采访，晚上写稿、整理照片、排版、校对，同时，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随时接受晚报专业人员的指导与帮助。

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

一次，我参加晚报专刊的编前会，会间提到了新闻标题的制作，一个观点让我醍醐灌顶：一条好的新闻标题抵得上半篇新闻本身。以往我们制作新闻标题时，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平铺直叙，没有新意，缺乏吸引读者眼球的“硬货”，尽管当时坐在现场我面色平静，但心里一下子翻江倒海。从那以后，我对新闻标题的制作花了大功夫，成效也很明显，时常得到晚报前辈的鼓励和好评，对我来说，受益一直持续到现在：发微信朋友圈，用一两句话表达心情，我的出手总与其他人略有差别，并常常为这种差别得意一阵子。

第二件事是关于校对。我们原本也实行“三校”，与晚报合作后，我们还是“三校”，晚报增加了一次“终校”。当时我们觉得自己的校对水平还可以，可“终校”后，面对密密麻麻的修改符号，我们开始以为晚报校对部门是“鸡蛋里挑骨头”，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可仔细研读后，每一处修改都不是“无中生有”，都是有理有据，第一次我们自己找台阶下，说大意了，哪知第二次、第三次依然如此，这回我们坐不住了，专门前往晚报校对室，与专业校对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这一交流不要紧，我们眼界大开，原来校对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技艺，有专门的职称体系，最高竟是正高职称。他们告诉我们，校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除了需具备相应的语法及文史哲各项功底外，仔细些，再仔细些，是唯一的秘籍。交流虽然短暂，但给我们的触动很大，我们回去后，先把“三校”改成“四校”，且每次都延长了校对时间，经过大约两个月的实践，我们的校对水平直线上升，晚报终校的修改越来越少，后来我们又从“四校”恢复成“三校”，校对质量并没有下降，甚至有时晚报的终校只有一两处修改。“在与晚报合作的几家单位中，市卫生局的校对质量名列前茅。”这是晚报专业校对让我们最开怀的赞许。

习惯一经养成，便会受用终生。现在无论是起草文稿、专题报告，还是文学创作，从做标题到后期修改校对，我基本上能做到心中有数、游刃有余，这既是积累，也是当初做半个“晚报人”时苦练所形成的基本功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