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晔

最深的思念，总是无言。

更不要说，红尘黄泉两相隔，白首青丝不得语。

过后念浮生，伊人独不见。

中元节，就是这样一个本该沉默的日子。

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民间俗称“鬼节”，重在祭奠去世的亲人。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佛家则称之为“盂兰盆节”。

无论道教还是佛家，其实都是凡人之家。每个祭拜神、佛、仙、鬼的日子，都搞得热闹繁华，几乎没有时间与空间容得下追想。

关于中元节的古诗词数量众多，然而往往落于窠臼，浓墨重彩描摹法事，却少有写心事、情事、人事的佳作。

唐代诗人李郢长于写景状物，其诗《中元夜》果然没有写到人心。“江南水寺中元夜，金粟栏边见月娥。红烛影回仙态近，翠鬟光动看人多。香飘彩殿凝兰麝，露绕轻衣杂绮罗。湘水夜空巫峡远，不知归路欲如何。”这种缺少灵性的铺陈与堆砌，难免令人倦怠。好不容易有了“不知归路欲如何”的灵魂寻问，却缀在用烂了的典故后边，读过连叹息也不必有半点。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构思新奇、优美动人，但一首《中元作》，把自己的心思藏在许多别人的典故与繁复的意象里，隐晦迷离，让人读得疲乏。“绛节飘飖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羊权须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有娀未抵瀛洲远，青雀如何鸩鸟媒。”诗句如此诘屈聱牙，可以想见平常心思的曲折，李商隐一生困顿、有志难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到了宋代，写中元节的诗词，终于回归了人间，说起了人话。

北宋诗人范仲淹文武兼备、政绩突出，以天下为己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度，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在《中元夜百花洲作》中，也有“客醉起舞逐我歌，弗歌弗舞如老何”的欣然与陶然。

范仲淹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谥号文人最为尊崇的“文正”，被南宋学者吕中誉为“宋代人物第一”。他57岁时任邓州知州，也就是诗中自称的“南阳太守”。在这里，他营造百花洲，设花洲书院，抽空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为之大振。也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

中元本为祭拜，范仲淹没那个闲工夫。他已经为军国大事、地方民生费尽心力，看到百姓安居乐业，自己难得有暇，不妨发一发“清狂”，于是在文气蔚然的百花洲设宴，“一笛吹销万里云，主人高歌客大醉”。范仲淹唱得响遏行云，客人醉得欢天喜地。

由于范仲淹，这个中元节毫无悲戚与沉痛，反而有了满满的狂气、文气和喜气。既建天上人间，何苦自囚地狱？良辰美景活人，千万不能辜负。

北宋理学家朱熹就过得太板正。他倡言“存天理灭人欲”，结果把自己弄得不尴不尬。在《中元雨中呈子晋》中，他写道：“徂暑尚繁郁，大火空西流。刀笔随事屏，尘嚣与心休。端居讽道言，焚香味真诹。子亦玩文史，及此同优游。”节日有点空闲，他也不休休闲，跟人家做思想工作，什么时候都不忘端着。再好的理，强加于人，说破天，也就是个“死人脸”“铁石心”。

在南宋诗人徐集孙看来，中元节分明是个佳节，别人拜鬼，他来思乡。他想起了什么呢？“江茶浮水色，野菜带山香。忽忆三秋菊，谁锄小迳荒？”那安恬的生活、美好的岁月、亲爱的家人，让每一字、每一句都满溢着温柔的想念。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两度拜相的赵鼎，主张养民力、稳根基，巩固了南宋政权，促成了南宋中兴。他幼时丧父，平生屡遭贬谪，仍不忘勤于任事，力挽狂澜，晚年却受秦桧构陷，绝食而死。这个悲剧人物，幸好有过一个醉美的中元，给人生增添了几许暖色。

在《醉和颜美中元夕绝句》中，他写道：“年年人月喜团圆，好在诗边又酒边。莫道玄风只渔钓，也随世俗夜无眠。”幸好啊，有酒有诗相伴；幸好啊，可随世俗无眠。醉了，就不会心痛，只是，能麻醉自己到几时？

人生不易，努力偷闲。明代诗人、做过九江知府的朱曰藩就想得透彻。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玩弄权柄爱青词，既如此，身为地方官员，“躺平”就是最佳的选择：“年来会得逃禅理，长日沈冥不愿醒。”

长日沈冥不愿醒，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只是，有心的人，哪能不思念，哪会不痛苦？

当代台湾诗人余光中说：“中秋是人间的希望，寄在碧落。而中元，中元属于黄泉，另一度空间。”

思念，又何必非得到中元？

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悲叹：“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苏轼则在《江城子》的曲调里低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只要有心，心中有念，黄泉也是另一种人间。

那里，住着深爱的人啊。

无须中元，不必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