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晔

秋分至，萧索来。

昼夜在此中分，秋天已然过半。

实际上，不待秋分，从白露开始，那天地之间静美的凝视就暗含着忧郁与愁思；然后是秋分、寒露、霜降，秋天的后四个节气，每一个都意味着更重的寒意，像一首热烈的歌慢慢流向终点。

关于秋的忧郁与愁思，大多是从身体开始的：寒意渐起，皮肤感觉冷；白昼更短，眼睛感觉暗。年轻人气血旺盛，如日初升，些许寒意何足挂齿？稍一运动便和融舒泰。中老年人却日薄西山，每一点寒意都在侵消肉身的防御和灵魂的守护。更不要说病人、离人、飘零人、伤心人了，身心两亏，自然黯然魂销。

文人相当夸张，诗人容易激动，女人比较敏感，对秋的感受难免偏于负面，为秋寒、日短而扰的体感轻易就转为憔悴难支的心态，甚至会形成身心两伤、相互强化的闭环。

先秦诗人、辞赋家宋玉长相俊美、识音善文，17岁就成为大夫，写就《高唐赋》《大言赋》《小言赋》，21岁与庄辛联手平定叛乱，但50岁时，他被昏君权奸免去了一切职务。这一年，他写出了《九辩》，一开头就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个深感“薄寒之人”，眼中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心里则“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题为《九辩》，实为“九郁”。秋天看似是他空阔的背景，实际上却是他衰颓的前程。

所谓“悲秋”，其实多为“怜己”。国乱、国难、国殇、国耻大背景下的文人与诗人，早已无路可走，比不过蝼蚁，装不了孙子，却仍放不下梦想。故而前有屈原投江而死，后有宋玉郁郁而终。

后世的文人与诗人也大抵如此。不过，经过一代代故事与典籍的熏陶，文人越来越“像”文人，诗人越来越“像”诗人，诗与文不再仅仅是心灵的舒张，而带有交际、游戏与自欺的功能。

晚唐诗人马戴被宋代诗论家严羽、明代文学家杨慎、清代文学家王士祯等推为晚唐诸人之上，其大作凝炼秀朗、含思蕴藉，却也仅止于此，不足以与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相抗。严、杨、王之语恐为谬赞。马戴之作，说好，确实甚好，却也不过是甚好，看不出他心灵的绚丽与飞扬，几乎无一句令人拍案。

这一切，大概是由于马戴大半生落拓，早就染透了人生的秋寒。他早年屡试落第，困顿于场屋近30年，45岁才登第，此后25年的生命大多处于社会边缘，还直言获罪被贬，羁旅、失意自不待言。

这个缺少春红、未经夏艳的诗人，也许从不曾有过青春的骄傲，而只有草根的倔强。即令客游，南至潇湘，北抵幽燕，西至沂陇，中间久滞长安一带，并隐居华山，遨游边关，这般丰富的经历，竟然没有炼就气魄，“偶得”绝句，真是奇怪。许多诗作，竭尽词力，难道是努力让自己减少一点自卑？

他的《送僧归金山寺》写道：“金陵山色里，蝉急向秋分。迥寺横洲岛，归僧渡水云。夕阳依岸尽，清磬隔潮闻。遥想禅林下，炉香带月焚。”在我看来，这是一首诗，努力作风雅，如此而已。他颇得赞誉的《塞下曲二首》《楚江怀古三首》亦如是。倒是《灞上秋居》中有两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空园白露滴，孤壁野僧邻”，有些“寄屋”书生自道的穷酸苦味。

南宋诗人陆游也是个倒霉蛋、受气包，被母亲逼迫休妻，被秦桧嫉恨压制，被皇帝恼怒贬谪，但比起一生温凉的马戴，他“六十年间万首诗”，有过无数次热血沸腾的时候，雄慨似东坡，情词冠全宋。

陆游的一生也处处灰暗，但青春向来不败，盛夏处处花开，秋冬不过是收获与收藏的旅程一段。甚至临终，他也要修建直通黄泉的信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现代学者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这样评价：“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又何止是爱国情绪呢？爱情、友谊、田园皆如此。作为人，陆游有时不得不选择现实的委曲，却从没放弃过精神的求全。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赵翼等认为放翁胜东坡。

连秋分后的凄冷，耄耋之年的陆游都写得青春狂放。一开始，笔墨灰暗，满纸寥落，“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待黄，蟋蟀当在宇，遽已近我床。况我老当逝，且复小彷徉。”马上，就藏不住顶级文人的高格：“岂无一樽酒，亦有书在傍。饮酒读古书，慨然想黄唐。”收笔更是傲娇着星斗般的灵魂：“耄矣狂未除，谁能药膏肓。”疏狂已入膏肓，无药可救浪漫！

秋深又如何？意重归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