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坛日益中兴，优秀书家不断涌现。其中，有以创作入展为追求的中坚者，有以设帐课徒为事业的传承者，有以养情修身而遣兴的隐逸者，也有以饮墨写心为学问的冲淡者，而我的老同学阿贵——徐贵明，虽兼而有之，然更多地呈现出后者的文人状态。他为学严谨、为师谦逊、为人儒雅，总给人以敦厚、朴素、俊逸、高迈的印象，诚如他的书法和篆刻，时时处处可见一种君子风度。

徐贵明的书法碑帖相参，气高格雅。取法乎上，择善而从，是书法学习最重要的取法原则，也是区分书法之正与野、雅与俗最重要的标准。阿贵认为，无论是碑，还是帖，优秀的传统精华都值得我们去师承和学习。师碑可以得规矩、正间架、厚气象，若偏于斯，则易落入古板、霸悍、粗野之窠臼；师帖可以得笔法、活笔性、显节奏，若偏于斯，则易染上软弱、巧媚、甜腻之习气。对于习书者而言，碑与帖的学习，两者不可或缺，更需要相互交融，才能渐渐养成自己的气格。他的书法初由唐楷入，后广猎汉隶魏碑，再出入二王及宋四家之行草，又辅之清人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之篆法，经过数十年的摹习和浸淫，融会贯通，水到渠成，终于成就其今日之各体书法。其楷端重，其隶高古，其篆婉通，其行朗逸，其草畅达，且诸体俱精，气韵统一，这对于一个书家来讲实属不易！

徐贵明的书法巧拙相生，灵动质朴。“巧”与“拙”是两个矛盾对立的美学概念，而在艺术创作中也往往表现出两个方向相悖的审美取向。阿贵认为，极“巧”与极“拙”、极“工”与极“写”都是当代书法篆刻艺术创作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当避之以远。而如何在“巧”“拙”之间寻找到兴奋点、交汇点、生长点，做到巧拙相生，相生成趣，趣中见我，则是书家的真功夫所在。在他独特风格的隶书中，我们看到了他的高明和成功之处。他的隶书从汉碑中来，法度严谨，古拙厚重；又参以篆法，局部处显出灵性，动静相倚；运笔中侧结合，浓淡燥润，一任自然。这样的隶书无论只字片语，还是长联鸿篇，都显得磊落高古，生气远出。他的草书同样如此，在二王的逸美中掺入了黄庭坚的劲健及篆隶的气韵，线条质朴而跌宕，结体舒朗而俊逸，节奏轻快而旷达，写出了自己的真性情。

徐贵明的书法书印相融，端庄苍茫。印从书出，书从印来。这是魏锡曾评价邓石如书印风格时总结出来的，指其书法风格得益于他的印章成就，而其印章风格的形成又源于其具有个性的篆书。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之后的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等，无不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阿贵的篆隶书法艺术特征的形成，用“书从印入、书印相融”来概括也颇为贴切。我认为，阿贵的篆刻对于他的书法而言，更多的影响在于入印缪篆体系对他的隶书结体的改造，以及金石气息对他笔下线条的浸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印化的需要，汉魏缪篆结体方整，线条排列有序，斜线、转折等异形处理时往往有巧构，阿贵将其引入他的隶书进行交融化合，省去“一波三折”之形以显端庄，汲取石刻摩崖之气以显苍茫，最终形成了他具有金石气息的文人书风。

徐贵明的书法教学相长，相得益彰。阿贵少年时入学南通师范，写得一手好字，三年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至今，长期执鞭于书法教育事业，传承了通师悠久的书法教育传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书法良才，对他来讲也是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百年通师有着优秀的师资资源和优良的艺术教育氛围，建校初期王国维、陈师曾等曾应张謇之邀来校授课，阿贵对此有鸿文专论，想必也获益良多。王个簃弟子戚豫章先生作为通师的老师，启蒙、培养了阿贵等才俊，且复兴了通师书法篆刻研习之传统，一时校园内笔墨金石之风大开，声名远播。阿贵身处其中，接过先生的担子续为人师，不仅继续游学深造，研文舞墨，凿石问道，还要传习教育，启发兴趣，指导社团，推介英才，一晃就是三十余载！真可谓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也得益于其中。他讷于言而敏于行，执着于他的专业追求和教书育人，一袭谦谦君子之风，一种倘然适意的状态，令人钦佩。

我与阿贵，正是少年入通师的同学，现在的书法同道、挚友。当年同学时，两人前后桌椅坐，我见其刻图章而产生兴趣，由其手把手指导而刻下了第一刀、刻出第一方印章，再由此痴迷下去，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就刻到了今天。我俩曾同在雨中叩开戚豫章先生的家门，曾共同参与发起结印社于古沙，一路走来，风雨同舟，现在还都在坚守共同的艺术理想，不可不谓兄弟之情深。去年初冬，阿贵举办个人书展，我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开幕仪式，已成憾事。如今，阿贵择其近作精品结集出版，以示范更多的书友同好，嘱我写上几句，乐为之序。

庚子小雪后一日，丘石于濠上草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