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城”与“乡”的关系，是中国新文学肇始以来的“第一推动”，少年闰土与中年阿Q、骆驼祥子与吴老太爷，其故事无不在城镇与乡村间的位移中展开，从“流寓文学”到“进城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几乎是一部“城-乡”互动的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叙事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个空间问题，更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黑瓦寨的孩子》中，“城”的时间与“乡”的时间在词语中交错起伏、彼此接驳，又平面化地摊涂在读者眼前。事实上，当前中国城乡土地上的一切“先进—落后”“过去—未来”，转换到传播媒介中都是一种“扁平化存在”，从启东出租屋到黑瓦寨西番初级中学，既是空间的转换，又是时间的拼贴。

20世纪的陈丹青初到拉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21世纪的王嘉峪初返黑瓦寨，看到的是“青藏高原边缘的冲积扇”。陈丹青回顾这两种时间的相遇，以画家的口吻说，看到了“古代人脸上那种近乎原始，而又端庄、淳朴的美”，而在少年王嘉峪的印象里，则是“白鹭、蚱蜢和蟋蟀”以及“森林、灌木和洋葱”，两人都坠入到、沉醉于某种迥异于平素的时间里，《西藏组画》与《黑瓦寨的孩子》书写了同一种相遇。作者安排王嘉峪在倏忽间远离了母亲的病苦，从“尿毒症时间”走进了“白鹭时间”，从一个无力面对生命危境的六年级小学生，变成了一个与从未有过瓜葛的故乡无缝对接的少年。这样的故事在世界文学史上曾有过若干伟大的版本——爱丽丝和她的兔子洞、多萝西和她的奥兹国，以及衣柜里的纳尼亚王国，甚至《黑瓦寨的孩子》里穿西装、打领带、伪装成心理咨询师的刘佳，也让人不由想起那位穿马甲、佩戴怀表的“白兔先生”。

王嘉峪前往黑瓦寨，正如爱丽丝跳进兔子洞，黑瓦寨赋予了他启东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时间体验，一如爱丽丝的仙境之旅。小说里关于两种时间的微妙呈现，构成了故事的艺术魅力。在黑瓦寨，亲人故旧们所经历的时间以巨大的固态形式得到展现——“在一脉山梁之上，是密密麻麻馒头一般堆叠起来的坟冢，虽然坟冢之间长满了青草，但看得出来，这些坟是有后人关照的，埋葬不超过百年。后来王嘉峪知道，这是黑瓦寨去世的人的墓地。他们生前在一个寨子，死后集中在一条山梁”。而在黑瓦寨，生人的岁月也是凝固的，留守的老年人只需要考虑种洋葱与卖洋葱，半大的少年们也只需要考虑竹牛与竹马、小金瓜与憨包鸭。生者与逝者、来处和去处都明晰而实在。而以其即将小学毕业的年纪，王嘉峪也如同多萝西在奥兹、彼得四兄妹在纳尼亚一样放射了与其年龄完全不匹配的能量。依靠启东生活里平平常常的上网技能，王嘉峪以一己之力把本地人连汇款单都不认识的黑瓦寨推进到信息时代，又直接推动了当地洋葱的外销。黑瓦寨的故事是两种时间的并行、对冲和延展。在“城”的时间里，王嘉峪是尿毒症患者之子和外地来插班的小孩；在“乡”的时间里，他是替天行道的小土匪和黑水河镇的状元。并置和错位构成了《黑瓦寨的孩子》奇崛的风格，但“城”与“乡”的不同在小说中并不构成一种反差美学，毋宁说“城”是作为对“乡”加以深描的一种契机，而且很快就融化在“乡”的叙事之中。正如故事中的每一位穿越者都将适应自己在另一种时间里的角色，当王嘉峪升入西番初级中学时，关于“城”的叙事就几乎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在《黑瓦寨的孩子》里看到了一种达利《记忆的永恒》式的艺术效果，时间对空间实现了溶解，古代的黑瓦寨对当代的黑瓦寨实现了征服。连那些埋葬先人的坟冢也“一瞬间在王嘉峪的心里变得柔和了。这里埋葬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他们在相册里都面目清晰，他们在传说中都各有情趣”。

作者一度想把《黑瓦寨的孩子》命名为《变声记》，试图隐喻性地把少年成长的主题蕴含其中（甚至是作为中心），但就如种子必然涨破种皮成为参天巨木，《黑瓦寨的孩子》显露出了比成长主题远为阔大的写作野心，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部小说里，我们还见到了野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