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

画室的书架上有两格专门用来放置已刻、未刻的印石，以及印泥、刻刀、毛刷等零碎杂物，十多年了，从未整理过。钤有印花的纸片散乱地躺在印石上面，厚厚的一层。那天早上忽然有些看不下去，想整理一下，边理边看，不觉有些“痴了”。

从两张粘贴有印蜕的稿纸上所标示的时间看，放在这里的最早的一方白文印《冷暖自知》是2005年的作品。那几年，我先是从文教辞职去了一家国企，后又从国企出来办了个小厂谋生，风风雨雨，甘苦自知，此印就是“印记”。

这批印章的总数在200方左右。有的是我读书时遇到心仪的句子，便用篆刻的方式记录下当时心动的感觉，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两印，印文出自王维的《秋夜独坐》。诗句所咏的，正是我向往的场景。

有时创作了书画，想通过闲章进一步丰富内涵，找不到合适的，就现刻，不计较工拙，达意即可，如《不媚》《松窗竹户》《明月入怀》《惜花人》《清凉散》《闲来登山临水》等。

有一张纸上，钤有《最难忘》《静夜思》两印，印旁有两行文字：“印文为梦中所得，一口气连成两印，真难忘也。”“思接千载，最宜静夜。”印面上石花斑驳，印文书体亦篆亦楷亦行，乃急就而成。

又有几方吉语印：《美意延年》《花好月圆》《出入大吉》，刻以自用；也有祝福朋友的，如《建昌长乐无恙》。

绝大部分印是为他人所刻，尤其是为书画家所刻，曾留心过，为书画家们所刻的印，很少被钤用，估计是印的气息与他们的作品不协调之故。

为学生所刻的印共有20多方，他们初涉书道，大多没有印章，我“主动请缨”，为的是让他们的作品上能有一两个红色的印记，显得好看些。

《葛昌永》《岁在庚子》两印，是为湖北书家葛昌永所刻。武汉疫情暴发前他正旅居京华，一时回不去，在京作书无印，遂托人找我刻了寄去。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印是为画家康戎所刻，他原先看中了我的另一方印《荷风满屋》，我舍不得给，就刻此相抵。刻成钤出后，又有些舍不得，但话已出口，不好收回。精通数学的旧体诗人李卫平同时又是一位篆刻家，先后送了我不少印石，欲换我一印。想到他又热衷于钓鱼，便为他刻《渔翁》一印。兴未尽，用另一种形式又刻了一方同文的印，钤出后请他自选，他选中了我自己欲留的那一方，只好割爱。

《丁金峰》一印是为上海收藏家丁金峰所刻，换到了一箱白酒。有六方独字印，换到了六瓶茅台。受此刺激，那几天我刻印产量颇高。

《思者无垠》是为评论家范钦林所刻，只有像他这样思想有深度的人才想得出这样的印文。

《王庄》《王道》《可非》三印是受苏州学者、书家王亚东所嘱，他曾拿了这三方印给沙曼翁先生看，沙老看了后说：“此人路子很正。”《仰望秋岳》《梅花泉子》《呵呵一笑》《以心礼佛》四印是为福建上杭书家邹泉生所刻，他拿到印后不久就升了官。《呵呵一笑》一印当时觉得不甚好，现在看觉有“练得身形似鹤形”“云在青霄水在瓶”的意趣，倘使我复刻之，定不可再得。

翻到《融冰》一印的时候我暗暗吃了一惊。这样的印文我是万万想不出来的。印面甚奇，既有融雪的感觉，又生冰裂的联想。这样的感觉当时究竟是怎么得来的？“融冰”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词？梭罗《瓦尔登湖》中《春天》一章，写湖面融冰的事、情、理极细腻生动：“日出后约一小时，湖面感受到阳光从山头斜射过来的热力，湖里便开始隆隆作响；它伸懒腰，打呵欠，像刚睡醒的人，渐渐变得越来越吵闹了。”心里放不下“融冰”，动手翻以前的记录，才想起来此印是为上海的一位女画家所刻，融冰是她的名字。

还有两张纸上，拓有十多方为福建多位书家刻的印，时间是2008年。那时张继光兄任龙岩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是他寄来一大包石料并交下的任务。我与继光兄在1990年之前就开始通信，当时我在一所村小教书，下海后便与他中断了联系。后来我又复归文化，2007年左右，他又联系上了我。

印章刻成寄出后的一天，忽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们的车正在经过扬州，扬州离南通不远，不知道打回转时有没有时间弯道来南通一会……几个月后，忽然在《书法导报》上读到一篇怀念他的文章，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