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生

2003年11月29日，母亲突发脑溢血仙逝，穷人家哪有什么金银财宝留下，她也没什么遗嘱，我们只在她天天拎来拎去的蓝色布包角落里发现了三枚昆虫面饰的邮票。

不用说，这三枚邮票是替我寄稿件的，老人家还没撒完母爱就匆匆走了，我捏着留下母亲手温的邮票，泪水流淌，心在滴血。

母亲永远是儿女说不完的话题。我绝对不是什么“巨婴”，但我的稿子大都是母亲到邮局替我寄出去的。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权鼓励人民群众关心、参与国家大事，给报刊投稿是免费的，只需在信封上写“稿件”二字，信封右上方剪个角，不用贴邮票。60年代需要贴邮票了，也仅3分钱，80年代贴8分邮票，90年代贴1.2元邮票，跟信件一个价……

我获得的稿费也大多是母亲去邮局替我取的。倒不是我永远长不大，而是母亲自告奋勇，乐而为之，她在信托商店上班时说“我顺路拿一下”，退休后她又说“我正好上街找人说说话”。开始时，邮局工作人员举着汇款单问：“老太太，你这纸条儿是在哪儿捡来的？”母亲大声回答：“这是我儿子的稿费单，我这有身份证。”一来二去，邮局的人都认识这位“陈家老太”了。直到去世前两年，她有时还坐三轮车去邮局替我取稿费。一次，对门邻居去邮局办事顺便替我取了一单稿费，母亲知道后很不高兴，在一次饭桌上话中有话地来了一句：“人老了不中用了，被人家嫌弃了。”我忙解释，母亲说：“人来世上一趟就是做事的，要不就眼睁睁等死了，你们让我等死啊？”母亲去世20年了，但我耳边总不时回萦着她这句话……

前些时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我好一阵感慨、感动。里面满满的都是我有意珍藏的手写稿，手写稿是有温度有记忆的，看着熟悉的字迹，远去的故人一个一个来到身边。

当年投稿都是手写爬格子，我所用的是300字或400字的格子稿纸，再用蓝色复写纸衬着一复三，纸面整洁能引起编辑老师的好感，而字迹潦草则自动降分。深夜院子里静悄悄的，一豆灯火是我的忠诚伙伴，有时还唤来一窗清风、一轮明月……

一般人都以为省重点中学人手宽裕，工作轻松，我的经历恰恰相反，我常年要教两个班的语文，还是语文教研组长，还要抓全校文学社，还是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长、工会小组长，于是，温暖的援手纷至沓来。首先是我的学生中有好几位帮过我，我的初稿字迹有时潦草，有时还打“补丁”，经过他们的手就华丽转身，焕然一新，丑媳妇可以见公婆了。记得有一位叫吴荣伶的同学字迹细筋细骨，就像她本人；字迹眉清目秀的是黄玉良同学，班上黑板报都是他的活，他的字远比他本人帅多了。

同仁中有好几位替我抄过稿子，抄得最多的是蒋森和老师，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生阴差阳错地来到我校教语文。字如其人，他的字老实规矩。他的认真细致令人难忘。我实在不过意，有时买包烟作为酬谢塞在他袋里，他也要反复推辞。他意外去世后，我写过两篇文章怀念他，有一篇题名为《泪水濡湿的一课》，发表在一本有影响的教育杂志《师道》上。

我更惊异的是替我抄过稿子的竟然还有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汪涤尘先生，初一时教过我外语、体育，我们背地里叫他“老菩萨”。还有一位是郑明公先生，我做学生时他就在教务室刻钢板，我后来回母校做先生了，他还在教务室刻钢板。两位先生早已远去，但是在学生我这里却依然鲜活着他们传统敦厚的墨宝。

友情是温暖的，而收藏的友情更是贴心。

一些人思维定式，总认为写稿就是为钱，“没有人民币你看他们写不写？”如今，人们都认为写稿得酬，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报刊、电视上都不乏维护知识产权的公益广告，但刚刚远去的那段特殊时期，打着什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从1965年起有10余年时间，全国报刊一律不发稿费。那时没有稿酬，我们不还是照样写稿子吗？

1974年，我在《革命文物》杂志上发了篇《小约翰是怎么到中国的》，零稿费。但编辑部给我寄来一包高档稿纸，绵白光滑，用来写稿实在太奢侈了，我一直舍不得用。

1975年，我又在《文物》上发了篇《一曲感人的中日人民友谊之歌——鲁迅帮助日本青年增田涉》，稿费零，但编辑部给我寄来20本《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影印本），印刷精美，看上去就跟真迹无异。我后来作为礼物送给了几位友人，还有几本“变现”小小地改善了一下生活。

最令我感动不已的是北京《新体育》杂志的编辑张家圣老师，1973年11月发了我的一篇《鲁迅先生与体育锻炼》，同样没有一分钱稿费，但他给我寄来一支铱金钢笔和一本精美日记本。后来，我又给他一篇分量更重的《为了下一代身体健康——鲁迅著作学习札记》（后刊《新体育》1976年10—11月号）和一篇《朱德同志锻炼身体的故事》（后改为《光辉的榜样——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深切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刊于《新体育》1977年7月号），他竟代表编辑部打电话到江苏省革委会转如皋县革委会邀请我到北京去改稿，让我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北京玩两个星期，所有开支全由他们编辑部买单。记得我到北京的第二天，编辑部就给了我一张在北京“满天飞”的月票，公交车尽管坐，高兴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天安门、北海公园、故宫、颐和园……张家圣老师还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家乡菜招待我，他用四川话悄悄对我说：“如今不发稿费，这一切权当稿费吧。”

原来如此！原先我也怀疑，一篇稿子值得这么千里迢迢去北京一趟吗？原来这是张家圣老师的一番良苦用心，精心安排。这在那个特殊时期用这种特殊方式来维护作者的权益，何其难能可贵。

一趟北京行，于我还有一层意外收获，那就是笼罩在我身上的“文革”阴霾一扫而光，我第二次解放！连小巷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在我母亲背后咬耳朵说：“陈二奶奶要翻身了，他大崽子被召唤进京城了……”

我至今仍很感激这位素昧平生的编辑老师，一位可敬可亲的学长。这些年来编辑老师们对我的恩情，我这一生也还不尽。

有付出必有回报。“天道酬勤”绝不是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