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隐

“对锺书同志在干校时，我不认识。”1982年2月24日，石明远致函钱锺书说道，“后来（去年或前年）从院简报上看转载了一位台湾学者评论校注的一本宋词、唐诗校注（具体名字记不清），评价极高，才知道是位学识非常渊博的学者。”此信见于《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整理者只就寄信人做了注释，却未指出此文即孟令玲《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198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文汇报》所刊王兆《第二个春天》，谈到“台报最近还发表了台湾的学者教授对大陆出的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评介文章，这些文章一改过去全盘否定甚至谩骂的写法；采取了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科学态度”。《文学评论》编辑部副主任敏泽看见以后，遂向钱锺书索要到孟文剪报，并转载至当年《文学评论》的第6期之上。据敏泽说，“发表时由我写了一个四百字的编者按，中说：‘本刊转载时，题目、原文字均未作任何更改。’这不完全符合事实。本文转载时，是删除了文章最后的一句话的”，此外“加了三条校释”。

其中“一条为关于一个方言‘刁蛮’的释义”。孟文有云“从这本书看得出钱氏的刁蛮可爱”，据敏泽注，则是“淘气聪明之意，如粤剧《刁蛮女郎呆女婿》”，如此释义“这是请教了钱先生的”。1984年8月14日，黄维梁自香港来北京拜访钱锺书，“杨绛女士问我一个问题：‘刁蛮是什么意思？’我颇感奇怪，略谓这大概是粤语词汇，有刁钻、蛮不讲理之意。我反问钱夫人为何有此一问。她说曾有人用‘刁蛮’来形容钱锺书”，所指即孟令玲。

至于“其它二条为纠正该文的失误”，即褚圣明应作褚慎明、柏泉应作柏蒂。但石明远又说，“那期简报上一个‘促狭’，字印错了。我还写信告诉了编辑部”，即以孟文“捉狭”为误，实则从提手旁或单人旁两体皆通，也是“刁钻、蛮不讲理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