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庆

从事文字工作多年，退休后回望总结，我发现：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军事机关，要想面对临时性、突击性文字材料任务也能不怵不乱，最重要的是平时就要熟悉情况、加强写作素材的积累和“储备”，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1979年，我在南京军区某师536团政治处宣传股初任干事时，刚从基层到机关，没有经验，股长叫干啥就干啥，满足于完成一时的任务。1981年下半年，股长去南京政治学院进修后，宣传股由我临时负责。我整天疲于应付，不懂得素材积累的重要性，常常被突击性文字材料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1983年年初，第60军在536团召开新老兵分编分训现场会，一开始团里只安排了一份政治教育经验介绍，军工作组进驻团部后，临时决定增加两份材料，一份是全团战士文化教育经验，另一份是连队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的经验。3份材料都是宣传教育口子上的。这时距离现场会召开只有一个星期，材料组一时调整不出力量来，宣传口子的材料理所当然地都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

由于手上没有更多素材，我只好临时下连寻找、挖掘，白天调查采访，夜里在灯下爬格子，两天一篇材料，一个星期内基本没有睡觉。当最后一篇经验材料在天亮时塞进工作组宿舍门缝时，我累得差点趴了下来，回到宿舍后，衣服、皮鞋都没脱，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这次任务完成后，工作组对我的突击应变给予了表扬，而我心里十分明白，要是平时多积累，就不会这样累。此后，我头脑里时刻有“储备粮食”的意识，收集、记录了大量素材。这一习惯给后来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遇到临时突击性写作任务，随时拿得出来。

记忆最深的是1996年9月中旬，我出差途中，南通军分区首长让我连夜写一份经验材料，讲讲军分区是如何抓到角斜“红旗民兵团”这个全国典型的。

1966年3月，海安县角斜民兵团被中共中央华东局、南京军区命名为“红旗民兵团”。1996年5月，江苏省在海安县召开角斜“红旗民兵团”命名30周年纪念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应邀出席。

为做好角斜“红旗民兵团”的宣传报道，时任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宣传保卫科科长的我，一年前就在军分区副政委王印庭、政治部副主任何锦泉的带领下，在角斜蹲点，深入村组和群众家中调查研究。其间，我查阅了“红旗民兵团”命名以来的所有新闻宣传资料、工作总结和大事记，积累了大量素材，纪念大会前后，写出了《红旗飘飘30年》经验通讯以及《中南海的红旗情》《许世友的红旗情》等系列报道。1996年9月，“红旗民兵团”作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全国民兵预备役战线上树起的一面旗帜，引起解放军总部机关和首都新闻界的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特邀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和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新闻组赴京介绍“红旗民兵团”事迹。

9月中旬，我带着“红旗民兵团”的事迹材料、纪实通讯等重头稿件，提前一天赶到了南京，却临时接到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树民大校的电话，说南通军分区还要提供一份如何培养角斜“红旗民兵团”这个典型的经验，要我突击写一下。军令如山倒，不好讲价钱。然而，领导预先没有布置，手上没有参考材料也没有工作日记，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晚饭后，我在招待所四周连转了好几圈，一方面稳定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快速回忆梳理那几年军分区党委、首长所做的工作，如军分区党委常委会的几次专题研究以及我随司令员、政委几次去角斜检查民兵工作和蹲点期间的所见所闻等。有几个数据和日期吃不准，我随即与有关同志联系、核实。大约8点钟，我回到了房间，从标题制作到完成初稿，用了4个多小时，写成了《在揭短中帮 在摔打中扶——南通军分区抓角斜“红旗民兵团”的经验》。第二天一早，反复推敲后，我请招待所打印传真到军分区。军分区首长审阅后回复“很好”。

带着一套角斜“红旗民兵团”事迹、经验和这份墨迹未干的打印材料，当天下午，我和军区、省军区政治部有关首长、工作人员，从南京禄口机场飞到了北京。这份临时追加的经验，分别被《中国国防报》《中国民兵》以及国防大学的《国防》等报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