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康

我今年八十有七，别说我有多大学问，可我确实上过八所学校，新中国成立前四所，新中国成立后四所。

我六岁去家附近的赵家学堂接受启蒙，那是1944年，局势很乱，日本飞机时不时在头顶飞，不说学习质量，正常上课都成问题，半年后只得关门。之后去了袁家学堂，因路途远、年纪小，我几个月后转去了施家学堂。施家学堂因故关门后，我又去了石家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家父去崇明岛营生，我跟了过去，进了一所正规小学，不久，闹灾荒，只好返回启东。恰逢圩角小学招五年级新生，家父叫我去试试，考取了。当时，学校就我和另一个同学寄宿，两人都是穷孩子，冬天家里只能提供一条薄被。老师就抱来好多稻草做床垫，又让我们一起睡，抱团取暖。来年，本乡新港镇办了小学，我就转回去，读六年级。

那时，全启东只有汇龙镇的一所初中，距家二三十里，我报考了。考试那天，下着大雨、打着响雷，待我赤足赶到，上午作文已经考过。听监考老师说不好补考，我哭了起来。这时，在南通工作的二叔来信说南通会计学校招新生。没有路费，我决心跑过去。那时全是高低不平的泥路，我第一天只跑到海门镇，在一家客栈门口睡了一晚，第二天太阳落山时赶到了二叔宿舍。二叔除承担我的学费外，还留我吃饭、给我衣服穿，虽都是旧衣，但总比没有好。两年后，二叔结婚，宿舍住不下了。好在我也结业了，就回了启东。正赶上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我顺理成章成为一名会计。后来数十载，我更换过许多工作，可是在工作之余，我始终不忘学习，因为儿时的求学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便现在，我仍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坚持读书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