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农

翻阅新版《周作人日记》，1932年11月17日有记：“受信：平伯、巨渊、肇洛、钱锺书。”同月29日有记：“发信：尤平白、钱锺书、天行、玉英堂片。”年轻的钱锺书给周作人写过信，并得到回复。这两封信应该都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了，信里写了些什么呢？

回顾特定的时间节点可知，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四卷第四期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书评，署名“中书君”。钱锺书写信给周作人显然与此事有关。从日记中可见，周作人给人回信一般都很及时，有的当天就回复了。这一次拖了十几天，或许是因为他要找到杂志看后再表态。

周作人的回信是找不到了，但他对钱锺书书评的回应在其后来文章中有迹可循。例如，写于1935年8月24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以及写于1937年6月1日的《自己所能做的》里关于言志派和载道派内涵的补充说明，还有写于1936年4月30日的《〈梅花草堂笔谈〉等》里关于张大复文学史地位的评价。

对读钱锺书的书评和周作人的文章，发现两人文学批评观念的差异和分歧十分明显。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他们之间往来书信的具体内容，尤其是文字表述。公开辩论和私下交流肯定会有不同的语气和态度。两位都是尺牍高手，如何切磋过招，一定异常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