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
历代咏狼山诗，王安石《狼山观海》堪称翘楚。“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可以想见，王安石曾泛舟江海，所见不过寻常，及至居高送目，视野顿开。诗中体悟，惟亲自登临而不得！由此观之，荆公或曾驻足南通之地。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王荆公。王安石官至宰相，然而，关于其“基层工作”之通州（今南通）履历，史书各执一词，坊间津津乐道，悬疑千年。
北宋时，海门、静海两县并隶于通州。考诸现存史料，较早记载王安石任海门县令者，为明嘉靖《海门县志》（1536），其载曰：王安石“擢进士第，佥书淮南，至和为海门令，治声藉甚”。嘉靖《海门县志》为崔桐主导修撰。崔桐者，海门县人，明正德十一年（1516）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国子监司业、礼部右侍郎等职。史书评其“文章气节，为时所重”。崔桐过目确认王安石曾知海门，似无须置疑。之后，明万历《通州志》（1578）、清顺治《海门县志》（1656）、清雍正《扬州府志》（1733）、清道光《海门县志》（1831）等地方志书皆承前说。万历《通州志》在记载其任职外，还列出政绩，王安石“庆历二年进士，授签书淮南判官，调知鄞县，迁海门县令。在海门，兴水利，劝农桑，民甚德之”。如此言之凿凿，似有具体史实佐证，更让人对其这段经历深信不疑。
因有明清方志记载，后人遂随手援引，以致王安石“至和为海门令”之说，散见于其后史籍及今时文章，辗转相承，几成定论。
然而，蹊跷之处在于，《宋史》及《王荆文公年谱》等权威典籍，皆无王安石任海门知县之记载。清代学人蔡上翔积数十年心血，对王安石生平、政绩、著作等进行详密考辨，所撰《王荆公年谱考略》中，亦未曾言及其任海门县令一事。
按明清方志所言，王安石履职海门在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然查《宋史》本传及年谱，此三年间，荆公初任舒州通判，后赴任群牧判官。此亦由欧阳修嘉祐元年（1056）上疏举荐可证：“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所谓无施不可者。”表明此间确在群牧判官位上。直至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外放知常州。
依常理而论，地方之任职，非“个人申报事项”，自当有明确记载。《宋史》既为其立传，理应也不会遗留此段经历！
王安石早期确有任知县之经历，但地点却在鄞县。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调知鄞县”，《宋史》称其任上“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此与万历《通州志》记其“在海门，兴水利，劝农桑，民甚德之”之赞语，颇相仿佛。鄞县即今宁波市鄞州区，而海门则在长江之尾，虽两地同为滨海之区，然相距遥远，加之“海门”“鄞县”音、形迥异，“王安石为海门令”一说，该并非为混淆附会之虞！
诚然，一些地方野史常附会名人游历或任职，以彰声望。而正史方志则恪守实录精神，鲜有此类虚妄之举！那么，这种历史记载之歧异，究竟因何而生？
历史常于其幽微之处设下伏笔，当你困于谜团之时，不经意间忽见玄机，眼前顿时一亮。历史之“梗”，或许正藏于此间！
海门旧县常受海潮侵袭。宋至和年间（1054~1056），沈起在原范公堤基础上向东南继续筑堤，延伸35公里至吕四场，是为“沈公堤”，水患之患，遂得缓解。其又疏浚河道，发展农业，吸引流民回归。王安石盛赞其功，作《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以褒奖，赞曰：“今沈君之绩，虽古之良吏，何以加兹？”
然而，查阅宋宝庆三年（1227）王象之编《舆地纪胜》，却见记有如下文字：“至和间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撰《海门兴利记》。”此句中第二个“为”字，实乃衍文。后人误读，以为“至和间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撰《海门兴利记》”，遂将王安石误为海门县令。须知，明嘉靖《海门县志》为存世最早海门县志，该志既有如此结论，且有王安石《狼山观海》诗佐证，后人便不作怀疑，以致讹传至今！
沈起者，字兴宗，乃明州鄞县人，北宋能臣，至和年间（1054~1056），曾任海门县令。本来，此等基层政绩，亦难称惊世之举，往往在浩瀚史海中难留痕迹。然则，沈起之幸，在于与王安石相交甚笃！
查《宋史》及相关典籍所记王安石、沈起科举、从政轨迹，可以隐约见得二人何以交好之脉络。沈起较王安石年长四岁，二人为宋庆历二年（1042）同榜进士，于科举中结识。此后，王安石任职淮南节度判官，又恰逢赴沈起家乡鄞县任县令，成其“父母官”。二人关系愈益加深，遂有《海门兴利记》传世。
依我之见，《海门兴利记》恐非荆公主动为之，多半是沈起邀约之作。沈起亲民兴利之举颇受赞誉，得包拯举荐，累迁监察御史，京东提点刑狱、湖南转运使等职，均有建树。本来，王安石为其撰文颂德，本属寻常之举，未料竟成后世误会之源！
历史就这样不经意间开了个大玩笑！
对王安石之评价，明清两代，官方及主流士人大多承南宋之议，持贬抑态度，甚至将其视为“亡国祸首”。而至清末，梁启超则高度评价其德行、气节、事业及文章，认为其乃“三代”（夏、商、周）之下第一完人。然无论毁誉，王安石之文学造诣始终备受推崇，尤以散文雄健、诗律精工影响深远。他与苏轼同列“唐宋八大家”，虽政见对立，而在文学上则惺惺相惜、互生钦慕。王安石虽未曾履职南通，但留下之《狼山观海》已成千古绝响，诚为江海之幸！
匪夷所思之处在于，嘉靖《海门县志》及其后明清海门、通州史志，亦多收录王安石所撰《海门兴利记》全文。倘若彼时编纂、校录者稍加用心，又怎会闹出这等“乌龙”？！而今人涉猎王安石此段经历，若能稍作浏览此文，又何至于以讹传讹、谬误至今！
看来，糊涂古今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