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常青

槐树的枝丫探进姨妈家天井时，串珠似的槐花正簌簌往下落，宛如一场轻柔的雪。我蹲在布满青苔的石阶上捡花瓣，忽听墙外传来“笃、笃、笃”的声响，节奏短促而有力，像是被意外截断的鼓点，短促里透着股执拗。开门望去，一个古铜色的脊背正贴着斑驳土墙挪动，豆大的汗珠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在干燥的泥地上砸出点点湿痕。最刺目的，是他左膝以下晃荡的裤管，褴褛的布料在风里飘荡成褪色的旗。而腋下粗粝简陋的木拐，每戳一次地面，都惊起几片沾着槐香的碎云。

那是童年的我与瘸子叔的初遇。他的身影几乎成了这条路上不变的风景。每天，他总是一个人静静地走着，四下无人时便会停下来，倚着土墙或树干，用那双饱经风霜的大手一遍遍揉捏着断腿残端。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孩子却把他当作取乐的靶标，模仿他拧麻花似的蹒跚步态，扯着嗓子冲他喊“瘸子、瘸子”，甚至肆无忌惮地拿碎石子扔他。石子落在他背上、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却像一座移动的山，始终不回头，只是默默地咬紧牙关，更加奋力地向前，指节捏得木拐咯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要把脚下的土地踏穿。我们在他身后笑作一团，却看不见他咬紧的牙关间渗出的是怎样的隐忍。

一个暴雨如注的傍晚，我举着伞缩在姨妈家门廊下，看见他顶着狂风一颠一颠地往村西头跑。木拐在积水中划出凌乱的弧线，溅起的水花混着被打落的槐花，在他裤腿上洇出深色的花斑。后来得知，五保户周奶奶家的泥墙塌了，是他风里雨里把老人背了出来，自己却病倒在床。没多久，又见他单腿站在王大爷家的屋顶上，瘸着身子把瓦片铺得方方正正，檐角的雨水顺着他脊梁流成串，像挂了道水晶帘子。秋风吹落第一片梧桐叶的时候，我看见他拄着拐杖在村口老槐树下认真扫着落叶。他把枯叶拢成小山，又将零星的槐花仔细挑出来，放进豁口的搪瓷缸。我那时不懂，为何他对这些凋零的花瓣如此珍视。

“你瘸子叔的腿，是在三八线丢的。”在一个槐花又开的黄昏，正生火做饭的姨父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星子“噼啪”炸响时，忽然对我说。我盯着跃动的火光，仿佛看见年轻的士兵抱着炸药包，在枪林弹雨中滚过血色弹坑，弹片嵌进骨头的刹那，咬着牙把最后一梭子弹猛烈地射向敌营。电影里那些模糊的英雄形象瞬间具象，有血有肉，幻化成眼前这个沉默忍受我们石块的背影——那晃荡的裤管、额头的汗珠、反复摩挲残肢的手，原来都浸染着硝烟的味道。巨大的羞愧如同冰水，瞬间浇灭我所有的顽劣，继而升腾起滚烫的灼痛和难以言喻的敬重。

再遇瘸子叔时，满树槐花正开得泼泼洒洒，像落了一树冠的云。我红着眼跑上前，怯怯地跟他打招呼，笨拙地帮他提篮，扶他走过坑洼。他用深凹的眼睛温和地看着我，嘴角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日子在叶落花开中流转，我和瘸子叔之间滋生出一种奇特的亲近，槐树年轮里刻满我们的絮语。他跟我说起上甘岭的漫天大雪，说起雪地里埋伏时刺骨的冰冷，说起与姨父等战友们一个冻土豆分着吃的生死情谊……最后轻描淡写地说到自己醒来时，整条左腿变成白花花的绷带。“疼吗？”我小心地问。他摸了摸我的头：“心里装着山河，腿上那点疼算个啥？”一阵风吹过，槐花纷纷扬扬落在我们肩头，他笑着拾起一朵，别在我耳后，“这槐花，香得干净”。

我参军入伍那年，孑然一身的瘸子叔走了。送葬队伍从村口排到晒谷场，受过他帮助的人都来送他最后一程。去年清明回村，瘸子叔的坟头开满蒲公英，村口的老槐树依旧繁花满枝。老支书抹着泪说，他临终前把攒了半辈子的钱都捐给了希望小学。风掠过新翻的泥土，卷起几瓣飘落的槐花，恍惚间，我又看见瘸子叔坐在晒谷场，用缺了口的搪瓷缸给我们盛水喝。月光落在他残缺的膝盖上，像撒了一把星星。而四周弥漫的，是永不凋零的槐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