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笑

1985年4月25日，程千帆对蒋寅说道，“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虽然蒋寅未记录下其师所抽何书、所翻何卷，但陈寅恪引书“必用汉字大写”是共见的事实。据周一良回忆，“1936年夏间，我经俞大纲介绍，谒见了陈先生，他推荐我进了已经迁往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先生是历史组组长，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组内成员自由读书，选题研究。但陈先生在组内以至所内的威信极高，无形中的影响也极大。说起来可笑，当时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甚至写文章引书的卷页号码，都仿效陈先生的做法，使用大写数字”。尽管刘浦江称之为“效颦”，然而“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自古已然，无足怪也。

至于程千帆说陈寅恪是“宁愿繁复抄写”也从不用“同书”“同前”“同上”这类字样，似与实情相去稍远。即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例，上篇“其血统确有胡族分子者”一节征引“《新唐书》贰佰拾”之后接连7个“同书”，为数不少，其中3个“同书同卷”。此外《金明馆丛稿初编》之中《崔浩与寇谦之》征引《高僧传》也是接连5个“同书”，其中4个“同书同卷”。

其实，陈寅恪本人并未表示过“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则程千帆所言不过想其当然。倒是陈垣明确说过“我作文不用‘同前’‘同上’，因中间如隔有一页或一人，则非前人矣，极易误。多二三字亦不费事。记年亦同，如该年事多，则须往前翻许多页始见年号，于看书不便”，语见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李瑚听讲笔记”，然而笔记之内却有3个“同上条”、18个“同卷”赫然在目。当然，这些字样可能是门弟子所记，并非出自陈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