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可

1927年5月8日，周作人致函俞平伯，在落款具名处附笔：“注意：此乃一彪人马之人，非一个杏仁之仁！”可能是俞平伯将其姓名误作“周作仁”，故有此提醒也。而事实上也的确另有一位周作仁，系江苏淮安人，与周作人同在北京大学供职，惟周作人在文学系，而周作仁在经济系。由于两人姓名字异音同，故而易于相混。据唐弢说，“周作人先生在北大曾经替法科里的周作仁先生代收过书籍，还因此赔了钱”。

而张冠李戴最为离奇的则是1936年5月“周作仁宅大窃案”。当时被北平的几家报纸揭载出来，误把“周作仁”写作“周作人”，即使周作人在当日“即写了一封更正信给一家报馆”，“然而那大窃案的新闻可是传播得远了，由北平、天津而至南京、上海”，近乎妇孺皆知，故又不得不在5月25日另写一篇《窃案声明》交给《立报》在5月29日刊登。周作人在声明之中写道，“那样标题乃是一种手民之误，如《世界日报》便没有弄错”，殊不知该报馆编辑虽然眼尖，看出“通讯社稿错为周作人”，并且“已将通讯社稿改正，只是没有另加说明，也没有在标题上突出标明”，反而大受报馆上司责难。经此窃案以后，读者在看报时也尤其留意新闻的事主到底是此周抑或是彼周，以致1939年元旦周作人被刺的新闻被各大报纸相继发表之后，陶亢德还半信半疑，援引窃案这一旧例，认为“颇疑有误”。

1946年7月9日，“文化汉奸”周作人在南京受审。8月26日，有位“廷公”在上海的《快活林》发表《周作人与周作仁》，在他看来，那周作仁“是沉潜于学术的人，有崇高的道德，慈祥的外相”，扬此抑彼之意不言而喻。可笑的是，11月9日，广东《建国日报》报道受审消息，无论标题还是正文均误写作“周作仁”。此种小报本就流传不广，即便被周作仁读到，当不至于去函声明“此乃一彪人马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