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林

数月前，我走进古凤凰城，很大程度上是想拜谒沈从文先生。

古凤凰城枕着沱江，一江两岸临水而筑的吊脚楼，古朴而独特。沈从文先生故居坐落在离沱江不远的小巷深处。清晨，下着雨，满街巷的雨伞，随着人流，踏着一路湿漉漉的青石板，我走进一个僻静的庭院。迎门是一尊先生的雕像，表情慈祥、从容、淡定，含笑的双目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院子很小、很静，走进院子的人并不都是读书人，但一个个到了这里都变得文雅，自觉地屏声静气。

屋内桌子上，摆放着先生的作品：《边城》《从文自传》《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少人就是沿着先生温润洁净的文字走进这座古城的。如果说，先生早期的《边城》是描写边城乡下女子的爱情故事，它的美，在于天然、纯净，是清纯的化身，而他后半生呕心沥血所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则是一部厚重的史书，像一块岁月的岩石，伫立在时光深处。

墙壁上挂着一幅沈先生夫妇的合影，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袭长衫，斯文儒雅。身旁的张兆和女士姣容玉貌，脸上是恬静的笑，如一枝淡雅的幽兰。曾读到过沈先生年轻时写给兆和女士的情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美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遇见正当好年华的她是多么难得，《诗经》里说：“邂逅相遇，与子偕臧”“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那是上苍恩赐的美好情缘。

走进先生的书房，临窗是一张大理石书桌，这就是先生写下《边城》《从文自传》的书桌吗？恍惚间，我仿佛看到先生伏案疾书的身影，忽见兆和女士身着一袭素色旗袍，手里捧着一杯清茶和一碟腾着热气的桐叶粑粑，脚步盈盈地从屋外走来。

沈先生的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残忍地分为上下两截。这时，他的文章被全部否定，作品被毁掉。先生在后来的文字中写道：我既从来不找他们，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读到这些文字，倍感凄凉，顿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此后，他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投入到古代服饰研究中去。身为一位作家，不再从事自己挚爱的事业，就犹如一位热恋土地的老农，从此不能在田间耕耘一样，那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其内心的疼痛，无法言说。“文革”爆发后，沈先生和夫人张兆和一起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被安排打扫厕所长达一年之久……

墙上挂着的另一帧照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偕夫人回到家乡，白发如霜的先生坐在水边的大青石上，衣领被风吹起，夫人正伸出手，为先生整理衣领，那温情的一瞬间，被摄影师永远定格在镜头中。原来，历经沧桑的先生，一生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知己，就是这双温柔的手，为先生拂去多少心灵的苦闷和伤痛，化解多少岁月的严寒和冰霜。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患难情深。

走出故居，沿青石板向江边漫步。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每一步的行走，都是我湿漉漉的怀想。脚步声回荡在幽静的江畔，清脆，干净。不知不觉，我来到听涛山下。沿石阶而上，石阶两侧开着一种白花，听当地人说这叫七里香。不一会，见路边有一块青石小坪，小坪右侧立一块方形石碑，“沈从文墓地”五个大字，再向前，眼前展现的是一片草坪，中心立一方五彩石，石上刻着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五彩石的背面镂刻着书法家张充和写给先生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联语概括了先生不折不从的品格，赤子一样的情怀。哦，这就是沈先生的墓，一如他的为人一样，幽静，平实。

沈先生十五岁就离开了家乡，一去数十载，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青山、碧水、翠竹和纯朴善良的人们。

先生终于回家了。他背依青山，枕着滔滔沱江水入眠，看得见家乡青青的竹林，听得见竹林中小鸟的欢唱，先生应该安心了。我来看望先生，只携一卷《边城》，随手采下一束七里香，敬献在先生的墓前。

有人说，沈先生的一生是寂寞的，但就是这寂寞成就了先生。在灰暗的岁月里，他一个人独自咽下所有的寂寞、孤独、屈辱和苦难，只留下文字的清香，一如墓地旁边的七里香。

先生说，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回想起来，四十多年前，年少的我也曾坐在水边的一个建筑里，虔诚地阅读先生的文字。我和先生因文字结缘，也因水结缘。

临离开凤凰城的时候，我呆呆地站在江岸上，望着汩汩而流的沱江水，我仿佛看到它从远古流来，流出绮丽厚重的湘西文化，流成一首首古诗，流成一幅幅画卷，而沈先生一直都在，他静静地、静静地端坐在沱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