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谔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一部小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红楼梦》。

四大名著，《水浒传》我读过三遍，《西游记》《三国演义》读过两遍，《红楼梦》读过六遍。最早接触《红楼梦》是在上中师的时候，当时一个月伙食费15元，由国家统一贴补，家里给的零花钱不足10元，人民文学出版社82年版《红楼梦》（共三册）售价是6.05元，咬咬牙，买下了。第一次读，痴迷于书中的清词丽句和诗歌，摘抄了满满一大本，以为写文章的诀窍尽于此矣。有一次学校组织祭扫烈士墓，回来后效仿“黛玉腔”写了首诗，登在班级黑板报上（当时我是黑板报主编）。第二天，班主任在我的“大作”前足足驻足了五分钟，最后皱着眉头说：“什么东西！”不久后的一天，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什么事让我深感“失意”，课间时我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大书：“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两句诗出自《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黛玉作的《葬花吟》。正左顾右盼、沾沾自得，上课铃响了，没来得及擦去字迹，班主任已跨进了教室。他瞄了一下黑板，严厉的目光迅速锁定了有些慌张的我，勃然大怒道：“谁写的？在黑板上写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贵族小姐的诗，是对现实不满吗……”

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启东永和中心小学教书，同事见我爱读《红楼梦》，就向我介绍说：“永和中学有一个老师，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三年后我调入永和中学，终于认识了传说中的那个老师。他爱读《红楼梦》，但只限于前五回，理由是全书的主旨到此已经说完。据说他也尝试着读过第六回的前半回，是受回目“云雨情”三字诱惑，后来发现小说中的“云雨”描写太过匆忙，也就不愿再读下去。有一次他与我大谈了一通“红学”后说：“许多上过大学中文系的都没有读过《红楼梦》，你一个小小的中师生竟然喜欢，很好。”在后来断断续续的交往中，他很有点因此而对我另眼相看的意思。

在教小学的那三年里，为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我把自己的藏书装了两编织袋，用自行车分两次驮到学校，借给学生，《红楼梦》也在其中。后来学生还书时，独独我最心爱的《红楼梦》的上册被分成了三爿，缺失了255页—256页及443页—448页。无可奈何的我只好自己动手用麻线把分成三爿的上册装订在一起，所缺之页却一时无法补全。

印象中，我第二次通读《红楼梦》仍属囫囵吞枣型的，我为宝黛之间的爱情着急与心疼。直到读三遍时，方觉得似乎有些懂得。第四次的通读，完全出于一种抑制不止的渴望，仿佛热恋中对情人的思念，阅读是自己“寄情”的一种方式。如此说的一个证据就是在中册的扉页，至今尚存我当年某晚题写的几句话：“红楼梦难成，奈何天！奈何天！何物较梦易得？我愿以命来相换。”

为读懂《红楼梦》，我开始阅读一些红学论文，关注胡适与俞平伯对红学的创见，订阅了《红楼梦学刊》，甚至还购买了一本《红楼梦子弟书》。

通读第五遍时，我已变得从容和悠闲，重点在对它作艺术的欣赏。我深记得自己常常读着读着就泪光闪闪，逢特别精彩处，赶紧停下，掩卷太息良久，我生怕因自己的“贪婪”，让这么美好的东西轻易地悄悄地溜走，我得留住它们，哪怕只能多留一会儿也好，我要慢慢、细细地品。很自然的，由小说而影视，我以为只有87版《红楼梦》堪称经典，后来翻拍的，已完全不是那个“味”了。

第六次通读《红楼梦》完全出于“功利”。那是2013年8月，我应启东图书馆之邀作题为《书画生活》的演讲。受时间限制，许多有趣的内容只能一带而过，事后有几位热心的听众建议我“据此而成书”。由于总体框架和主要线索已有，所以到10月中旬时，已基本完成了书稿的撰写。寄给出版社的编辑，来电说他们商量过了，书名干脆就叫《书画趣谈》，与我的另两本书配成一套，相信会有不错的销量。后来为增加该书文化含量，我想起《红楼梦》及《儒林外史》中多有关于书画的叙述，决定增加“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书与画”一章。为此，我对《红楼梦》进行了第六次通读，撰文时对作者曹雪芹其人其书其画也作了粗浅的探讨和解读。在《书画趣谈》出版前，该章中的两文《〈红楼梦〉中的书与画》与《〈儒林外史〉中的书与画》，先后在河南《书法导报》和香港《华商汇》杂志上连载。

说到这里，还有一事需要一提。出版社在审校书稿时，发现我所引用的《红楼梦》原文前后版本不一致，责编感到不解与好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因为手头的人民文学版上册被学生弄丢了几页，所以我就到书店新买了一本只收前八十回的岳麓书社版《红楼梦》，在通读研究过程中，有几天人民文学版中册不在手上，就以岳麓版代替。责编指出后，我把有关引文进行了互校，真是不校不知道，一校吓一跳，原来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细微处的不同竟有那么多。通过认真比较，我认为人民文学版略胜一筹，遂以此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