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国圣
每次放学回家，我总会绕一段路从东大街穿过。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不奇怪：贪玩呗。东大街着实是一条热闹的街，店铺一个挨着一个：卤菜店，酱油店，杂货店，布店，米店，理发店，开老虎灶的，做烧饼的，轧面的，舂米屑的，恒昌隔壁还有一家小作坊做毛笔。手艺人比比皆是，修皮箱的，修自行车的，踏缝纫机的，修钟表的，敲白铁皮的，配钥匙的，还有一家专补牙刷。东大街除了有东西好看好玩外，还有一个杨姓同学住在街上，我常去他家玩耍，因此多走一段路一点不冤枉。
那么多的店铺，就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绊住了我的脚，杂货店有一分钱六粒的豌豆糖，碰巧袋子里摸到一枚硬币，便会买下几粒，然后抛向空中用嘴巴接住；杂货店还卖雪花膏，用一根竹条挑出一块刮在顾客的小瓶子里，我喜欢闻那味道；布店里女营业员取下一匹布噗噗噗摊开然后剪开一个小口，双手用力往两边一拉，只听扑哧一声，布便被撕开了，然后她把顾客的钱和布票夹在一个夹子里，通过一根铁丝嗖地一下射向那个好似坐在检阅台上的会计手中。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要是哪一天人也可以用一个夹子夹住，顺着一根铁丝飞出去该有多好；卤菜店，总是有人在那里喝酒，都是粗大的汉子，他们是东门老码头的搬运工，我常常在那里驻足，垂涎三尺……敲白铁皮的声音很有节奏，动作既潇洒又娴熟，他们不停地旋转着锅底，一把小铁锤不轻不重地敲打在上面，锅盆很快便换了新颜。不过让我好奇和难忘的还是那家修皮箱的铺子，杨同学就住在铺子的后面，到他家去，得从铺子经过。铺子本来就不宽敞，还要让出一条过道就更逼仄了，大小皮箱横七竖八垒在一起，有时会占了道，加之屋里光线不好，我得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跨过去，有时我走得鲁莽不小心碰到地上的皮箱，修箱人就会瞪我一眼，有时也会视而不见，专注地修他的皮箱。此人看上去有些古怪，长得瘦条条的，脑袋瓜上斜戴着一顶鸭舌帽，几乎遮住了眉毛，一副冷漠的样子，这场景会触发出我的一些联想，那会电影院里经常上映一些捉特务的片子，那个修皮箱的我怎么看都有点像电影里的某个特务，每当“特务”打开皮箱我就会探个脑袋看他会不会从皮箱里掏出一把枪来，或什么秘密文件，这些联想自然莫名其妙奇异古怪，但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也不明白。每次我看到的皮箱都是空空如也，无一纸一物。
母亲也有一只箱子，是一只旧的藤箱，母亲特别珍惜，无奈几次搬家，藤箱受到不少波折，已有破损，关于这只藤箱子的来历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它跟随母亲已经几十年了，据说是外公给她的。之前藤箱上会挂着一把小锁，我知道里面藏了一些母亲的私货，后来那个套锁的搭扣断落，便不再锁了，箱子的顶部和两个角亦已磨损，好像要散架似的，合上时需用一根带子固定。箱子里除了放几件陈旧的衣服再无他物。大伏天母亲会把箱子搬到天井里，掸去上面的尘灰，打开，取出里面的冬衣秋裤曝晒，我会闻到一股霉味。母亲有些疼惜，她摆弄了一下箱子说该修一修了。我便自告奋勇地说我认识东大街那个修皮箱的，让我送了去。
母亲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当天，我拎着破藤箱去了东大街。
“特务”把这只破损严重的藤箱里里外外地瞅了一遍，说：这箱子应该有些年头了。随后面露难色，说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藤，它是印尼的白藤，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说“试试看吧”。
放了学，我依然会绕一段路饶有兴致地去东大街溜达卖呆，去杨同学家玩耍。顺便看看“特务”有没有把我家那只藤箱子修好。箱子依旧放在墙的一隅，没有动静，一副颓败落魄的样子。
六月的一天，我家突然发生了一起骇人的事！
夜里母亲被几个戴着红袖套的“文攻武卫”带走，其中一个凶神恶煞地嚷道：你母亲是个“中统特务”，要带到指挥部去接受审查。那时我父亲已经被发配到靠江边的一个窑厂工作。窑厂离城里很远，有八十多华里。母亲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特务”，我无依无靠只好万般沮丧地去了父亲那里。那只坏藤箱也就一直丢在皮箱店里，后来也就渐渐地忘了此事。
到了秋风萧瑟树叶落地的时候，母亲终于被放回来了。母亲面容枯槁，双目无神，常常坐在屋子里发呆。一次吃完晚饭，母亲在灯下突然问起那只箱子，我才想起。
我去把它取回来。我对母亲说。
第二天我去了修箱子的铺子，只见门虚掩着，推开后发现屋里空空荡荡，不见修箱人，也无一箱子。问起杨同学，他支支吾吾，一会说他去了乡下一会说他被几个人接走了，又说他可能生病了，总之没说出个名堂来。不过他对我说，你送来修的那个藤箱子搁在我这儿，说着领我进了他的房间，从一张桌子底下拖出那只旧藤箱。藤箱子已经修好，修得结结实实，重新换了一个漂亮的铜搭扣，还在四个角上包了牛皮，好像还认真拭擦过，明亮如新。
母亲见了修补如新的旧藤箱，非常感慨，她摩挲了许久，眼角里竟然流下了泪水。
修箱子的店铺后来一直没有开，“特务”也不知去向，由于家里发生了变故，我也不再绕路走东大街，放学后直接奔家而去。偶然路过东大街，见到那修皮箱的铺子，还是会想修皮箱的人去了哪里，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有很多猜测，最后还是希望如杨同学所说，他去了乡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修箱人，他就这样消失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东大街的店铺渐渐萧条冷落，不少店铺相继关门。幸运的是东大街在旧城改造中保存了下来，那个原先修皮箱的店铺依然存在，和其他的老店铺一样，屋面墙裙都进行了修葺粉刷，门口还插了一面小黄旗，黄旗上有两个字：古玩，显得很有商业气息。一个戴墨镜的老头坐在里面的木椅上，嘴里衔着一根烟，柜台里摆放着一些古董钱币，奇石玉器，几个游客只是匆匆瞥上一眼就离开了。
母亲的藤箱承载了一段沉重的岁月，而修箱人却修补了那些酸甜苦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