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全

还是从《南通日报·阅读》（2020年3月1日）的新书架上，得知作家冯骥才出了一本随笔集《书房一世界》，我便上网预订。前不久到手，但读罢不忍释手。

众所周知，书房，作为一个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处处折射出作者隐秘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许多作家的书房不轻易示人。譬如，即便是出过一本《书房一角》的周作人，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但是，冯骥才坦然以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譬如丁香尺、西晒的小窗、架上的书、词典、手抄本、烛台、老墨、老黄历……娓娓道来，串联起人生的细节，引申出不能忘却的纪念，或是人生中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意境深邃而辽阔。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对于作家，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读着读着，随着书中77篇精妙短文、近百幅照片，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原来，他的书房就名“心居”，因为到书房写作都是因为心言难抑，非写不可，书房乃心居之处，故称心居。冯骥才去过冰心、孙犁、贾平凹等不少作家的书房，相信书房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书房彰显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兴趣、审美，既是作家踏实的靠背，也是向外射击的战壕，是一个一己的世界，也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丁香尺》讲了书桌上的一对镇尺，原木本色，不着漆，亦无任何雕饰，是好友张宗泽送的。作者每每拿它压在笺纸上，伏案写字，香气悠然入鼻，似有仙人飘然而至。于是，写了两句话，请擅长木雕的张宗泽刻在镇尺上，曰：“水墨画案丁香尺，茅草书斋月光心”。作者很喜欢这位天生有禀赋的乡间才士，因与他交往数十年，其中自有许多真情实意的小故事。如作者早年出差到津东芦台，夜宿一家小店，他来看望，闲话间忽跑去打来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给作者解乏。于是，这对镇尺一直放在书桌上，更多的不是应用，乃是个中的情味。“应用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边附着了一些故旧的情意，虽然普通，却不会丢掉。”

《杯中泥土》可谓有情怀的举动，总能叫人感动。作者回老家宁波慈城给父亲迁坟时，想起在墨尔本一个华人家里做客时见到的杯中故土，便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带回津门。一杯在父亲迁坟下葬时，摆放在父亲骨灰盒边，以示“入土为安”；另一杯拿到书房里，先把书架一格的图书腾出来，再将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因为，“我的生命来自这泥土，有它，我心灵的根须便有了着落。”

《架上的书》则道出书是作者的另一个世界。“老书如老友，重新邂逅，会有新得。”心居固然四壁皆书，但与他相伴了至少五十年的“冯氏版本”，在心中地位特殊。这些书在“文革”时，怕被焚烧掉，他故意撕毁封皮或拆散，好似废书，过后捡起来重新装订。比方查良铮所译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被扯去了封皮，过后则用纸夹板，特制一个“精装”，且自绘了封皮。“由于当年书荒，分外爱惜，这些书都是读又再读，以至书中一些好的句子与段落都会背了。”读到这里，但凡过来之人，何尝不感同身受？所以，“它们在我心里的分量远远超过了书的本身”自是不言而喻。

意料不到的是，心居有一件来自南通的硬木树桩，记录着一段奇缘。它，与作者的一篇散文《珍珠鸟》有着很美妙的关系。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通柴油机厂竞选厂长，张逸民获胜当选。他就职那天上台演说，出乎意料没有发表任何宏论与誓言，竟当众背诵了这篇颂扬善意与人性的《珍珠鸟》。他的真诚感染了职工，得到热烈的呼应，顺利地就了职。新任市委书记吴镕，也是位作家，听到这事，感觉很新鲜，骑车到厂里，见到张厂长就说:“是你的珍珠鸟把我引来的。”张厂长说：“我讲大道理，说不定人家不乐意听，我借助作家的《珍珠鸟》来表述我的心愿，我愿意做爱惜珍珠鸟的人，也愿意做被珍珠鸟信任的人。”记得，这事轰动一时，传为美谈。作者闻讯后，由衷感佩南通人的文化素养，尤其是这位张厂长的智慧——“文学本是潜移默化和间接地影响生活的，他却赋予文学一种直接的化解生活纠结的效力。这是他的一个创造。”本世纪初，作者来通，两人相遇，因了当年那个“奇缘”，见面甚亲切。已退休的老张喜欢收集木雕，特意送了一件精工的树桩式花盆座给作者做纪念。缘此，作者不禁感慨：“我不会忘掉那件意味深长的往事，这个纪念品一直放在我书斋里。”

在心居，诸如此类物中有人、人中有事的还不少。由此可见，作者是看重细节的人。书房一世界，“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一定会重新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说得多好！

初夏的阳光照射在丰盈而饱满的笔墨上，读着如是沁人心径的文字，仿佛打开心灵的一把钥匙，思想之风扑面而来。试与内心交感，与书房交感，似也触发“重新”认识生活、自己的心流。毕竟，“人的力量最终还要从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去寻找”。此时，我觉得，自己的书房也一点点明亮，一点点宽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