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太和

19世纪60年代初，鸦片输入通州。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一林姓广东潮州人来通试销鸦片。继之，广东许姓来通开设协成、裕源等店专事销售。光绪年间（1875-1908），通州城区东牛肉巷、西牛肉巷、歌腔巷、仓巷一带烟馆甚多，多为南通人开设。起初，鸦片、白粉多为上流人士社交必备之物。后来，逐渐传到平民中间。民国以后，吸毒成瘾者日趋增多。有些人为了简便，改吸红丸（鸦片的精制品。吸法和吸鸦片一样，也用吸烟的管子——“大烟枪”，所以又称“枪上丸”）。有些人要求简便，价格稍低，就使用吗啡（鸦片的衍生物），不经消毒便兑水注入皮下（俗称“打吗啡针”）。有的人过瘾方法既不用“枪”，也不用针，只要在包香烟的锡纸上面，铺上适量的毒品，下面用火烘，再用普通纸卷成管子吸入上面的烟，就能过瘾（俗称“画地图”）。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吗啡装入香烟头上点火吸（俗称“打高射炮”）。因此，吸用方法越方便，受害者就越多，波及面就越大。

民国时期，对烟毒的贩卖，在南通先是明禁暗助，后又提倡公卖。1927年，南通设立禁烟局，县局外各地普设分局，禁烟局提出的口号是“推销官土，杜绝私收私卖”。1933年，南通县政府又专设一科办理公卖业务。南通县警察局局长刘子植在西门祭坛巷公开开设制毒公司，大量制造红丸销售，为南通毒品祸首。其时，吸毒者登记在册的有2000多人，不登记的更多。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日军侵占南通后，设立毒品机构——上海宏济堂南通分堂，为通、如、海、启数县的总发行，拥有资金黄金1千两，月销烟土1万余两。当时南通城区有17家土膏烟馆，65家集吸所，销吸烟土占总量的一半；有“十大公司”（13个毒贩组成10股）、“八大家”（9个毒贩组成8股）、“十姐妹”（10个结拜的伪警官太太）等贩毒集团。城郊芦泾港镇55户中，贩毒5户，吸毒47户，不贩不吸的仅3户。吸毒的人一日不“过瘾”，就萎靡不振，宛如大病临身。有的人终日沉湎于毒品之中，万事不问，六亲不认，等于废人。有的因病吸毒，病势好转后，不及时减量逐渐停止，任其成瘾，反而变为终身病夫。而且，越吸瘾越大，瘾越大越要大吸。到了没有条件“过瘾”时，往往“失瘾”而死。经济上宽裕者往往落得倾家荡产；无家产者，入不敷出，往往沦为小偷或乞丐。城西一张姓草行老板的父亲吸毒中毒而死，家产全部卖光，弟弟因生活所迫做了和尚，妹妹则沦为妓女，母亲和他乞讨为生，搞得灭门绝户，家破人亡。当时，南通城乡受害的又何止张姓一家。

南通解放后，即开展禁烟肃毒工作。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2月2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发布告，禁止进入解放区贩卖毒品，5月20日公布《贩、吸毒品登记、戒除暂行办法》，明令吸、贩毒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并即禁卖、戒除、上缴毒品，号召市民检举揭发吸、贩毒人员。其间，有160多户贩毒者、1000多名吸毒者进行登记。至1949年底，南通市共破获毒案126起，查获毒贩290名，搜缴鸦片197.15两，吗啡98两。1950年南通市成立肃毒指挥部，广泛发动群众，结合清查户口，取缔烟馆，明令凡制造、贩运、销售毒品的人到公安机关登记，交出毒品、烟具，具结悔过可以从宽处理。1949年3月至1951年底，南通市共侦破吸、贩毒案件384起，查获毒贩781名，缴获鸦片268.34两、吗啡109.25两。

1952年，南通市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肃毒运动。7月，初步调查，有贩毒人员630人，其中，广东帮140人，安徽帮30人，南通人为主，散而不成帮的460人左右。8-9月，全市设立肃毒总指挥部，下设5个肃毒分指挥部，抽调干部650余人（其中公安干警388名），组成材料、宣传、侦察、搜捕、管训等专门工作班子。全市先后召开各种会议1024次，受教育者达18.91万人次。群众和毒贩家属、吸毒者650多人送交检举揭发材料3291件。共缴获白面（粉）、面料61.33两，生土90.92两，红丸44粒，烟丸31.3两，毒具332件，枪支2支、子弹44发，黄金171两等。至1952年底，南通市破获的817名毒贩基本处理完毕，逮捕的168名毒犯中判处有期徒刑的112名，管制22名，交保释放20名。至此，经过3年多的禁烟肃毒斗争，南通市贩毒、吸毒祸害基本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