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谔

临苏东坡楷书卷《赤壁赋》，至卷末时忽见如下跋语：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东坡此卷书于元丰六年（1083），若从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离京赴黄州之日算起，东坡因言获罪，谪居黄州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初读跋语，我以为以东坡性不忍事、喜开玩笑的个性，嘱友人“深藏之不出也”等语，不过一句玩笑话而已。继而又想：“古人作文多不欺，东坡此处所言，或恐发自真心。”遂取孔凡礼所撰之《苏轼年谱》，从元丰二年至元丰六年再次细读，见有东坡自戒少作诗文之记载多处，可见他虽然无惧逆境，未尝戚戚，然也确有畏难存悔之意。

元丰三年二月，东坡到达黄州。三月，他在写给司马光的信中说：“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那时他与章惇尚交好，章驰书劝其追悔往咎，东坡回顾诗案经过，语带激愤，说：“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或许东坡此时想的，只有“不值得”三字。东坡所悔者，不是自己反对新法之举，而是自己因诗文而被人抓住了把柄，如今身受陷害而不得脱。

既有此悔意，遂戒已少作诗文，嘱友人少传或不传其诗文，以免为他人再次提供捕风捉影之机会，似在情理之中。元丰四年，滕元发求作《萧相楼记》，东坡回信说：“萧相楼诗固见之，子由又说楼之雄杰，称公之风烈。记文固愿挂名，岂复以鄙拙为解。但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从札文看，东坡此时与滕尚无深交，又因楼记当为公开之文字，故东坡于此格外谨慎。元丰六年，东坡在给陈章的回信中说：“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在给蔡承禧寄去近作时也反复叮嘱说：“小诗五绝，乞不示人。”

江淮间俗尚鬼，子姑神走红，传说能数数画画，尤以黄州郭殿直家的子姑神最灵，也最狡黠聪明，而东坡又与姑神最为亲昵。有一次，子姑神向东坡乞诗，东坡说：“我不善于作诗。”子姑神在灰上写字说：“犹里犹里。”东坡看后大笑，说：“我不是不善作，是不想作啊！”子姑神又在灰上写道：“只要不与新法有关，就可以写了。”“犹里犹里”，谐音“有理有理”。故事甚为荒诞，但至少可以说明：因言获罪的东坡在居黄期间，于诗文存有戒心的事是“人神”共知的。

入黄初期的东坡生活节俭，颇无聊赖。《说郛》卷七十四《卧游录》说他：“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住，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读来令人心酸。纵观历史，人类对于折磨自己同类中精英的事，总是乐此而不疲且花样翻新。

世事有时也不会遵循权力者的意志而发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谪居黄州，对于处于人生大好年华的东坡不啻是个重创，然而若从他一生的“心灵进程”看，偏因这黄州之“谪”，他的精神世界获得了第一次解放。戒己少作诗文的他偏是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多篇传诵千秋的诗文，如《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于书画创作，亦有精进，黄庭坚说他：“到黄州后挚笔极有力。”这是上天给他的补偿，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厚礼。

《赤壁赋》中，有“客有吹洞箫者”一句，这个“客”是道士杨世昌，绵竹人，多才艺。跋中所言之友人钦之，或即傅尧俞，熙宁四年（1071）在京中与东坡相识。傅为人厚重寡言，遇人不设城府，曾知许州、江宁、河阳、徐州，东坡与之相投契。